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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改造2.0來臨,中國私營企業哀鴻遍野


中國對私營企業的打壓使許多大型的中國私企的市值蒸发超過1.2萬億美元,並引起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創新前景的擔憂。

但中國政府積極爭取控制權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製造混亂。 政府希望向其企業擁護者表明,只要符合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開拓資本主義市場是可以的。

近幾個月來,隨著中國當局對公司進行罰款,禁止應用程序進入商店,並要求一些公司徹底整頓其業務,私營企業的生存已經越来越艰难。

僅在上週就有數千億美元的市場價值被抹去,此前監管機構宣布對中國的營利性教育培訓行業和食品外卖業進行遏制。

在中國政府看來,控制私營企業的努力是為了保護經濟和國家公民免受不穩定的影響。 它們也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對過度工作、數據隱私和教育不平等的擔憂。

Hinrich基金會的研究員Alex Capri說:”歸根結底,北京對私營企業的打壓是為了控制。 “主要的優先事項是防止私營公司之間的行為,這些行為可能會產生更多的不受北京監管和潛在的不符合規定的活動,從而破壞北京以國家為中心的模式。

一次重大的公司調整

中國企業已經受到北京的一系列沈重打击。

政府首先關注的是科技,在11月突然撤銷了螞蟻集團的IPO。 這家以支付寶支付應用而聞名的公司,後來被命令重組其業務,成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科技行業的任何部分都無法倖免於審查。 在監管機構指控阿里巴巴(BABA)的電子商務公司表現得像個壟斷者之後,該公司被處以創紀錄的28億美元罰款。 其他公司,包括社交媒體和遊戲巨頭騰訊(TCEHY)和電子商務平台拼多多(PDD),也被拖到當局面前,調查涉嫌反競爭行為。

而上月初,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後不久,就被應用商店禁止使用。

監管機構也將目光投向其他行業。 其他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已經被當局挑出來,就數據安全問題對它們進行調查。 7月24日,中國禁止教育和私人輔導公司實現盈利或在股票市場上籌集資金–這些戲劇性的新規則幾乎肯定會迫使許多大型公司重新思考其整個商業模式。

高盛的分析師在上週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就其持續時間、強度、範圍和新政策宣布的速度而言,打壓是前所未有的。”報告稱該戰略是 “社會主義和資本市場的再平衡”。

他們補充說:“在被認為是社會必需品和公共物品的領域,中國當局正在將社會福利和財富再分配置於資本市場之上。”

2021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活動中,一名騎著電動滑板車的婦女在購物中心外的一個大屏幕上拍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來源:CNN)

行动的“戰果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決定將其前所未有的鎮壓行動說成是一種必要的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是有道理的。

例如,對滴滴和其他互聯網公司的監管打擊集中在這些公司對其中國用戶的敏感數據處理不當的指控上,對個人隱私和國家網絡安全構成風險。 在中國,公眾對廣泛的數據洩露、個人信息的濫用和企業監控也有強烈的不滿。


教育和私人學習中的不平等現像也刺激了大量的改革。 政府上周宣布對營利性家教的限制時,聲稱該行業已被資本 “劫持”,並 “扭曲了教育的性質”。

中國的教育系統競爭激烈,以考試為中心,導致了對學生压力过大的擔憂。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中產階級家庭試圖通過為孩子們做密集的考試準備來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開端,私人輔導也在蓬勃發展–但這種資源是昂貴的。

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研究中國經濟和私營部門的教授Sonja Opper說,鑑於對收入和教育差距的擔憂,政府關注不平等問題是一個 “明智的選擇”。

這個國家也越來越擔心失業問題–特別是年輕工人的福利,越來越多的人抱怨過勞死的文化。

一場名為 “躺平”的運動在年輕人中大受歡迎。 它呼籲他們拒絕努力工作、結婚、生孩子或買房子的社會壓力,因為實現這些目標的回報越來越少。

中國的科技公司因強迫年輕人長時間工作和美化過勞文化而受到廣泛指責。 “996 ”指的是每週六天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工作的做法,在城市年輕工人中引起了特別的憤怒,據說在大型科技公司和初創公司中很常見。

“躺平 “哲學似乎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感到擔憂。 最近幾個月,”躺平 “這個詞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基本上被審查,國家媒體機構也批評了這一運動。

中國官媒《光明日報》在5月的一篇社論中寫道:“青年的創造性貢獻對於我們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它稱 “躺平 ”運動是有問題的,因為中國正在應對可能損害其長期經濟目標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圖片來源:CNN

激進行動的風险

北京的策略有很多風險。 除了高盛所稱的1.2萬億美元的市值蒸发以外,分析家們還指出,他們擔心這場鎮壓可能會扼殺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這是中國經濟自由化和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部分。

“監管的加強可以給中國企業界帶來一些好處,因為有些行業非常不受監管。”倫敦SOAS大學SOAS中國研究所主任Steve Tsang說。 “但管制的加強也向私營企業家發出信號,他們現在必須更小心地註意自己的腳步,使他們的企業符合黨的指導方針或領導。”

博科尼大學的奧佩爾也提到了類似的擔憂,並補充說,中國政府針對特定公司的決定可能不是 “最有效的政策反應”。 她建議,對窮人的累進稅和教育支持可以更成功地打擊不平等。

她說:“中國政府很可能認為,既然中國已經接近技術前沿,就可以出台更多的限制性政策。 但是企業家精神–由習近平之前的領導人成功釋放的企業家精神–在高度限制性的監管制度下生存的可能性很小。”

曾志偉認為,改革真正回到了一件事上,他警告說,如果不加控制,經濟不平等會損害共產黨的合法性。

“我認為習近平試圖做的不是打壓私營企業,而是加強對私營企業的監管(或黨的控制),使它們都’為人民服務’或服從黨的領導。”他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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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