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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午法庭最後陳述要求釋放公司高管:願一人承擔全部罪責

中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於週三(7月28日)被中共當局以8項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8年,罰金311萬元。其家人被株連判罪,公司遭滅頂之災。在周三的庭審現場,孫大午做了法庭最後的陳述,如下:

首先我陳述一下大午集團的發家史。大午集團是我妻子養50頭豬、養1000隻雞起步的,我是當兵出身,1988年辭職下海的,和妻子劉會茹一塊創建了大午集團。真正的創始人應該說是我的妻子劉會茹。大午集團是一個以農牧業為主的企業,以養豬、養雞、做飼料為主,回憶過去很激動(哽咽)。

從1000隻雞發展到現在的大午種禽公司,在我們的國家應該排在很前列的。但是我們給國家納稅很少,因為養雞養豬做飼料都不納稅,還享受國家、政府的支持。當然我們的教育、理念都是國家支持的行業,我要說的意思是,大午集團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們必須很感恩,我們必須感恩國家改革開放。我們承認我們付出了,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黨和政府的支持,這點我很清醒,我不說了,不管我們做出了多大的成就,沒有政府的支持,我們也做不好。很多東西我們手續不全,但政府支持企業這是主流,問題是很小的一部分。

一個三十八年的企業,法庭上所指控的事情,我仍然認為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午集團有錯,錯在我一個人。大午集團發展這麼多年,主要是我在引導,在方向性上是有影響的,可以說是我帶“歪”了,但不是帶“斜”了。我是先按事說、再按理說,最後還是按制度說,就是按照事實說,按理說就會爭吵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按事說就排除了誰官大誰說了算。

我經歷了這次庭審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先是法庭調查,這就是按事說。但在社會上不是這樣的。比如621事件,他們要按照法律說,別人給他們確權了,有理就要讓我們去法院說,所以我說我把他們帶“歪”了。大午集團的干部都是這個思維,按事說了,不讓拆大午集團的圍擋和活動板房以及到後面去公安局請願,都是這個思維,包括921堵路事件。

律師們給我們辯護我很感激。宋律師說很多東西不贊同孫大午,我本人也不贊同孫大午,我本人對自己也是批判態度。比如說914堵路,別人堵路了我們應該去清理嗎?從我自己出發是不應該的,如果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去清理,社會秩序何在? 914那天我問高林村鎮派出所所長,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清理,他回答說他們只有9個警察,我說那我組織人去清理,他沒有說話。如果他回复我了,我就有權去清理了。

很抱歉,有時候不敢回憶。 (哽咽)

就像剿匪一樣,沒有政府的授權,就是私權對私權,儘管你是正義的,儘管沒有官匪勾結,也不能這樣做。我是認識到這一點的。所以,我說大午集團有重大過錯,都錯在我一個人。

84事件,何必攔著那一輛車呢?崔超不給孫萌、給他爸爸打電話,到公安局門口,領導出來了,怎麼還能嚷下去呢?你們認罪了,你們認衝擊國家機關罪,你們衝擊了嗎?你們心服口服地認了嗎?你們知道你們沒有這樣做,但出去以後沒有怨氣嗎?

我希望你們不管出去還是怎麼著,從內心深處,真正認識到你們的過錯。如果有怨氣,你們怨我。通過這件事,我們長達九個月的關押,如果這件事結束以後,我們的心態都能調整好,那以後真正的才是開始了。

我說我是有情懷和理想辦企業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可以說我是很富有的,是一個很富有的大富翁,也可以說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大富翁。現在我們是3.28個億在銀行,如果再算上我們被法院凍結的五千萬,我們有3.8個億,我們沒有一分錢貸款,這是多麼好的企業啊!我們康養小區還有上千套的房產。我們大午集團發展38年了,我們就是想追求有差異的共同富裕,我們不搞股份制,哪個搞股份制的企業超過了30年,因為他們在為錢打架,他們是用有限的資金去賺取無限的社會利潤。大午集團的立憲就是限制我、限制我兒子,限制我後代,限制高管。

今天我們律師給高管辯護,說他們沒有決策權,那我們也沒有決策權,大午集團私企立憲制度,我們的權力是自下而上的,是選舉產生的。我們6000名正式員工,有選舉權的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說必須在集團幹十年以上。而只要你能幹,你只要在集團一年你就有被選舉權。大午集團這種探索沒有意義嗎?我們的權力夯實在第一線,下邊沒有意見的時候,上邊的表態都是錯誤的。我們的管理制度是分權、確權和限權的。大午集團有很多項目我都不知道。我跟法官說,我根本不知道大午醫院已經交了四百多萬的土地轉讓費,法官說你是真有錢啊,可是別說幾百萬了,就是幾千萬,這麼大的集團,這些事到不了我這。

我沒想到大午集團能發展的這麼好,我進來之前不足3個億的存款,現在又增長了1個億,因為我們的製度在運轉,因為它的管理深深地紮在群眾之中。

我有烏托邦情節,但我知道烏托邦是強制的、大鍋飯的。我們去過華西村很多次,我們在華西村開董事會,在探討他們的路適不適合大午集團。我們現在的這條路探索的多麼不容易啊,我知道我學不了烏托邦,但我們要走出自己的路來。

我們所謂的“桃花源”,就是我們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所以我們的工資制度是保底限高,這些在座的中高層全年的收入最高不能超過工人的十倍,你要想多收,你就提高工人的待遇。這就是說的桃花源和烏托邦的區別。我不想搞平均富裕,我想搞的是有差別的富裕,但乾部的貢獻必須明確的體現。大午集團是一套成體系的生態環境。

說遠了。通過九個月的羈押,我還是想跟高管說你們沒有錯,有錯都是我的錯,所以我說我不怕你們判我,我昨天激動,我不怕你們怎麼判我。我想請合議庭根據事實和法律,把後面的高管無罪釋放了,讓他們出去。我想跟檢察院說我們有罪,但免予起訴最好。你們說大午集團38年就是38年犯罪的歷史,這能說的過去嗎?我的黨齡已經50年了,我是摁著手印開除公職的,我交黨費交了十萬,匯出去又給退回來了。

如果是戰爭年代,我早就犧牲了,所以說性格決定命運,真是有道理。我這種性格,不能給別人諂媚的笑容,我做不到,這就注定了我的命運,我能干成一些事情,但很多事情人們不能理解你。我就想岳飛,岳飛精忠報國,就像他的滿江紅說的一樣,“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他那種橫掃天下“朝天闕”的情懷,最後他死在了風波亭。不能說你個人講究精忠報國,你的結果就會好。我對我自己不滿意,也就這個意思。但冥冥之中有些事情,想避開就是避不開。

哎!

說白了,岳飛為什麼會死?朝廷不知道他精忠報國嗎?是因為他的岳家軍,是因為他功高震主!公訴人說政治安全,我也很坦然地在反思,怎麼能夠讓領導對我們、對這麼大的企業不省心啊?公訴人說的那些話,除去對我個人的污名化,說我都是為了我的個人利益,其他話我都能聽進去。我一開始就說我們是一家人,不管你是公訴人還是誰,我們的心願不都是讓社會更好嗎?

尤其是我知道我的律師們沒有收到多少律師費,你們自帶乾糧,我心裡真的很感激你們。王誓華律師你聲嘶力竭,你要看多少資料啊,你付出了多少啊。還有孫萌的律師郝亞超律師,還有的律師雖然話講的少,但你們邏輯很清晰,你們付出了多少,你們敬仰法律,你們使法律完善、使程序正義能夠實現,我們在看守所能看電視,我非常幸運的看見了習主席的7·1講話,習主席的站位之高,我是沒有想到的。

下一個百年國家再這樣走下去,國家是有希望的。 58年大躍進,是我們太狂熱了,但這是我們的探索啊。我不同意昨天他們說的2025年超越美國,趕英是能夠做到的,超美是不可能的。

民營企業做大了是危險嗎?國營企業做大了就不危險嗎?這個理論能成立嗎?國營企業是共產主義的基礎,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沒有民營企業的效率之高。習主席講話是肯定民營企業的啊,是肯定鄧小平南巡的啊。我真的希望大午集團的實踐能讓習主席知道,社會主義的實踐是能夠走得通的,是能夠經得住所有人的檢驗的,不是公安局能檢驗,是每個顧客都可以檢驗,我們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虛化所有權、夯實所有權,把家業變成企業、把企業變成事業,我們把企業變成了不死的社會。我認為對我們來說,這次仍然是我們正能量的修行過程,我們不會有怨氣的。

問題是到了這個地步了,這件事怎麼走下去。我可以承擔全部的罪責,但你們把我的高管放了,把他們無罪釋放。有錯我來承擔,能不能不予起訴、能不能不予公開。你們扣在我身上的東西,我不清楚嗎?涉黑涉惡,勾結境外勢力,可是你們了解我的想法嗎?你們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最後,我希望給大午集團一個機會,最好讓我認罪認錯,我承擔,我會認的,我來給社會一個交代。

我這一生有三件事情,第一個是大午城,這個已經不操心了,它現在有基礎了,它會慢慢演進;第二個是大午企業製度探索,我認為只完成了一半,還沒有完善,還需要你們去探索;第三個是我的考古成果,政府一直在支持我考古,每年給我30萬的經費,就是龍圖騰一族,我們漢族是雜族,漢族是漢武帝的疆域概念,徐水有一個釜山,如果今年不把我抓起來,今年我的第六本書已經出版了。

我可能沒有機會了,我也不考慮這些了。但我仍然希望給我們一個機會,不要加重,甚至讓他們帶著怨氣離開這個地方去尋找自由,要仍然對政府心懷感恩。

你們要像我們的律師一樣敬仰法律、敬畏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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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