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好友滕彪寫道：四年前的今天，我親愛的朋友劉曉波去世了。他是唯一一位在羈押期間去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當我知道劉曉波的名字時，中共已經給他貼上了1989年 “反革命暴動 “的幕後 “黑手 “的標簽。最初，我對他的觀點和思想的理解，出乎意料地來自於我讀到的幾句話的官方宣傳。那場 “反革命暴亂 “後來被稱為 “動亂”，再後來被稱為 “政治動亂”，最後，它成了一個敏感詞。”劉曉波 “成了一個禁區。他的身體在鐵墻內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他的寫作被紅墻重重阻隔。他的思想和反抗精神很難沖破牢籠，但他還是激勵了一小撮 “不明智 “的反抗者。
上世紀70年代，我在中國的一個偏遠山區長大，沒有機會領略到這位80年代舉世震驚的 “文壇黑馬 “的風采。1996年，在當時中國大陸民眾中悄然流傳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口吃的劉曉波。那年年初，他剛從6個多月的牢獄生活中走出來，但在年底前，他被判處了三年的勞動教養。
1999年，當他的勞教期結束時，中國已經有了互聯網和防火墻。當然，劉曉波是當局最希望人們無法檢索到的名字之一。沒有那麽多人願意與他接觸；認識他的人都親切地稱他為劉結巴。這大概是獨裁統治下的反叛者不可避免的孤獨命運：身體被囚禁、被毀壞，言論被禁止流傳，日常生活中被騷擾，憤世嫉俗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
我第一次見到劉曉波本人是在2004年，在一個晚宴上。那時候，”維權運動 “剛剛興起。他非常關注維權運動，寫了很多文章，一篇接一篇，對維權事件和人物進行評論。新青年學習小組案、太石村案、陳光誠事件、黑磚窯醜聞、楊佳案–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熱點的案件，都能看到他精辟的評論。 從第一次見面到2008年底他入獄前，我們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參加民運活動。我還把維權律師高智晟、李和平等人介紹給劉曉波、張祖樺等人，當時 “人權維護者 “和 “民運人士 “的分界線，已經開始慢慢淡化。2008年3月，也就是我第一次被綁架關押的時候，劉曉波還專門寫了一篇《黑暗勢力的瘋狂–對滕彪被綁架事件的思考》的文章，譴責當局對人權的肆意踐踏。
劉曉波給我看了《零八憲章》的草稿，我也當面向他提出了我的建議。當時，在我看到的版本中，有20條 “基本建議”。 我說這太多了–要點並不突出；而10條就夠了。後來，正式发布的版本有19條規定。 零八憲章》以自由和人權為核心，以建立民主憲政為目標，反映了中國民間運動對中國政治前途方向的基本共識，也是一些不讚成政府的中國人发布的歷史性政治文本。零八憲章》運動是1970年代以來通過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積累的人民力量的集中展示，將1989年後的公民自由化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劉曉波的刑事判決書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還專門发表了《關於我的證言》一文，其中寫道：”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如刪除有關環境保護和社會保障等內容，減少條款數量，以集中精力討論人權、法治和政治框架。我的觀點是，你們把曉波抓起來而不抓我，是不合理的。曉波不是唯一參與《零八憲章》起草的人，我也願意承擔與《零八憲章》有關的法律責任。…. 如果劉曉波犯了罪，那麽我就是’幫兇’。 作為《零八憲章》第一批簽署者之一，如果把宣傳《零八憲章》算作犯罪，我要求承擔同樣的責任。如果簽署和傳播《零八憲章》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也簽署了《零八憲章》，傳播了《零八憲章》，並將繼續傳播。 我要求分享劉曉波先生的痛苦，因為這等於分享他的榮譽。站在你們的被告席上，生活在你們的監獄里，不是我的恥辱”。
因為我簽署了《零八憲章》，我被中國政法大學停職。但劉曉波被判處11年監禁；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然而在2017年7月之前，沒有人知道–包括劉曉波本人–他將付出的代價是他的生命。
二
為什麽劉曉波很重要？在中國的自由和民主鬥士中，劉曉波是不可替代的。
1。 思想成熟而深邃。他是文藝界的一匹黑馬，有文學博士的背景。作為一個學者、作家、詩人和教師，他很容易承擔文學、藝術、美學和文化領域的批評。他的本質是一個自由自在、意志堅定的詩人，一個不拘一格的先鋒作家，但政治現實使他成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支持民主的活動家、政治評論家、人權活動家和良心的囚犯。 無論在獄中還是獄外，他都非常勤奮地閱讀和寫作，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武器，逐漸把自己磨礪成一個成熟的思想家。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並不局限於宣揚道德，進行倫理判斷，分析美學，他還吸收和運用了政治學、哲學、法律、歷史、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 此外，這一點通過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反映出來，富有他鮮明的個人特色。他的文章犀利、理性、堅定，滲透著對人類的深切關懷；這些文章成為他最重要的抵抗武器。他對民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人性和人權有著深刻的理解，並充滿了自我批評和自我反省的精神。所有這些都是罕見的、重要的品質。
2。完全反對專制主義。與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同，他對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批評是徹底的。 不僅在理論層面，而且從政治、人性、美學和實踐等方面–他全面地顛覆了專制主義。 他不抱幻想，也不落空自己的承諾；他不怕失去說話的平台，也不怕失業或入獄。但是，有些人由於認識水平的原因，無法與中共的專制政權徹底決裂；也有一些人由於利益的原因，或者恐懼，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自我審查。
3。巨大的勇氣和長期的堅持。他曾經歷過軟弱，也曾做出過讓步，但經過反思，他沒有退縮；從痛苦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後，他的精神被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有兩次，他放棄了獲得國外庇護的機會，毫不猶豫地回到了中國。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軟禁、失蹤、搜查、勞教、判刑、長期騷擾、孤立和誤解，但這些挑戰都沒有使他放棄鬥爭。鬥爭的時間越長，他就越有勇氣。沒有任何敏感的會議，他不敢組織和參與；也沒有任何話題和人物，他不敢評論。總書記、一黨制、腐敗、天安門大屠殺、良心犯、法輪功、西藏、新疆、民族主義，他都如實記錄。對於黑暗勢力，他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對於弱者和受難者，他熱切關注，並為他們呼籲。 有一些戰士因為各種原因退縮或流亡；也有一些人因為恐懼和絕望而放棄，甚至有少數人被利益誘惑而向專制政權投降，但劉曉波堅持了下來。
4。廣泛的聯系。劉曉波在年輕時就聞名全國；他參加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組織了獨立中文筆會。一次又一次，在從事反抗活動的同時，劉曉波在體制內外積累了廣泛的人脈。他成為一個重要的橋梁和樞紐，將黨內改革者、自由派知識分子、獨立作家、政治犯、[天安門]大屠殺受害者家屬、民主活動家、人權律師、上訪者、基層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大學教授、青年學生等聯系在一起。 雖然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但正是因為《零八憲章》，他被判處了11年監禁；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當局不知情的情況下，发起了這個尋求建立 “中華聯邦共和國 “的憲章，而且還在全國征集了303名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人權衛士的簽名，作為憲章的最初发起人。這不能不引起中共當局的極大恐慌。
5。廣泛的國際認可。 自1990年以來，劉曉波多次獲得國際人權獎項，受到媒體、人權組織和一些西方政府的關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更多的報道、關注和尊重。他的傳記和作品集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他已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民主鬥士。
6。豐富的經驗，出色的行動和領導能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劉曉波從知識界的一匹不羈、傲慢、固執的黑馬轉變為成熟、自律的自由戰士，做好了孤獨的準備，不斷犧牲自己。 長期的抗爭生涯、獄中的苦難和殘酷的現實給了劉曉波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戰鬥經驗，使他成為一個具有非凡行動能力的民主運動領袖。
中國的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對派中，有些人可能符合上述六個特征中的兩到三個，甚至四到五個，但除了劉曉波，很難想到有誰能符合所有這些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幾乎是無可替代的。他被迫害致死的事實是中國自由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善良的人們曾經期待劉曉波–當他在11年後走出黑暗的監獄時–在中國的政治轉型中发揮重要作用。然而，劉曉波沒能等到那一天；更準確地說，中共出於恐懼，故意不讓劉曉波等到那一天。
三
與柏林墻倒塌、911事件、西藏人自焚、敘利亞難民的困境等事件一樣，在我看來，劉曉波的死是1989年後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類精神事件之一。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當中共受害者的血跡尚未幹涸時，西方所有的民主國家都相繼向中共拋出了橄欖枝；他們迫不及待地用鮮花和紅地毯歡迎獨裁者和劊子手。貿易和人權被切斷了；中共被允許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被允許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它一次又一次地被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國際上扮演著越來越不合理的挑釁性角色；它甚至想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取代美國和西方成為全球領導者。
西方對中共溫順，不敢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它甚至不願意在人權問題上嚴厲批評中國政府。 學者、研究機構、媒體、出版公司和商業組織都采取了自我審查，以維持與中國的關系或進入中國市場。一些公司甚至與中共合作作惡：幫助中共開发審查軟件或向中共的國家安全機構提供客戶信息。西方對中共專制政權的長期綏靖政策已經造成了一些惡果，給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帶來了損害和威脅。有很多例子擺在眼前：跨境綁架活動家、威脅學術自由的孔子學院、網絡攻擊、滲透自由媒體、國際賄賂、試圖控制民主選舉、幫助親中共的政治家進入西方政壇、購買電影院連鎖店、宣傳 “中國特色人權 “概念、阻止海外藏人的言論自由和示威權利、中國學生學者協會監控海外中國學生的言論，等等。 然而，西方的觀察家和政治家很少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給予足夠的重視。
中國的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對派中，有些人可能符合上述六個特征中的兩到三個，甚至四到五個，但除了劉曉波，很難想到有誰能符合所有這些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幾乎是無可替代的。他被迫害致死的事實是中國自由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善良的人們曾經期待劉曉波–當他在11年後走出黑暗的監獄時–在中國的政治轉型中发揮重要作用。然而，劉曉波沒能等到那一天；更準確地說，中共出於恐懼，故意不讓劉曉波等到那一天。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而劉曉波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公民。很明顯，他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征。對於這樣一個聖人般的受害者，一個推動人類自由和民主事業的英雄–盡管國際社會給予了他大量的關注和支持–但這遠遠不夠。中共對支持和關注的呼聲充耳不聞，甚至嗤之以鼻，並加強了對劉曉波妻子劉霞的長期嚴格軟禁。國際社會無奈地看著劉曉波被重判，然後被關進監獄，並患上肝癌，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也無法獲得自由。 人們通常將劉曉波與卡爾-馮-奧西茨基相提並論，後者是一位德國記者和作家，在被關在納粹集中營時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奧西茨基在被正式釋放一年半後死於醫院；劉曉波則一直被警方嚴格關押，直到死亡。迄今為止，他是唯一一個在囚禁中死亡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即使在劉曉波死後，他的骨灰也被強行拋入大海；他死後沒有埋葬地點。 即使在他死後，中共當局仍然對他的遺孀劉霞進行軟禁和失蹤。
劉曉波的死是一場全球直播的 “謀殺預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幫助劉曉波獲得自由的強烈願望。就在劉曉波去世的時候，西方領導人正在與中共領導人喝酒，簽訂一個又一個協議，即使他們口頭上表達了一些要求，但他們缺乏向中共施壓的實際辦法。 在中共的囂張跋扈中，全世界的人們只能看著劉曉波被虐殺，看著劉霞被失蹤，看著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監禁、被折磨。
劉曉波的死也是一個巨大的苦難象征，象征著正在崛起的中共專制政權對人類正義和良知的巨大嘲弄，象征著西方對中國的綏靖政策的惡果和對未來的更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會逐漸認識到，劉曉波的死是冷戰結束後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震撼性事件。
(這篇文章首次发表於《劉曉波的旅程》。從黑馬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波托馬克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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