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是彭博社記者彼得-馬丁的新書《中國的平民軍隊》的節選——《狼性外交的形成》。 我們選擇了關於向世界介紹毛澤東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章節。
斯諾今年又很受歡迎，在這個新時代，官方多次呼籲像他這樣的記者，包括在今年的第一次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
2021年對中國來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因為我們將慶祝中國共產黨的一百週年。 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当時的國民黨政府封鎖延安並不遺餘力地”妖魔化”中國共產黨時，像美國人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絲-史 沫特萊這樣的外國記者對中國共產黨是誰和什麼感到好奇，在經歷了各種困難後選擇混入延安的共產黨員中。 他們在那裡寫了許多客觀的報告，以及著名的《中國上空的紅星》等作品，讓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團結和領導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努力。 他們確實是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一個窗口。 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們是我們真正的好朋友。
我們將在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譜寫黨的偉大事業的第一篇章，踏上第二個”百年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 征程。 我們衷心希望各位外國記者用手中的筆和相機，忠實客觀地報導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中國人民的追夢之路和中國對和平發展的承諾。 在促進相互了解和合作方面，你們將成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樑和紐帶。
我希望你喜歡這篇節選，以及這本書的全部內容。
第二章：影子外交
1936年夏天的一天，黃華提著一個皮箱溜出宿舍，沒有告訴任何人他要離開。 這個23歲的學生的目的地是共產黨在陝西省壞境中的偏遠革命基地。
王如梅出生於1913年，這位眼睛明亮、笑容燦爛的學生在廣闊的華北平原上的河北省長大。 內戰擾亂了他在家鄉的學習，迫使他前往該國的東北地區繼續接受教育，但由於1931年日本對該地區的入侵，他的學業也被中斷。 黃曉明和他的同學們看著一列列的中國學生在面對他們更強大的亞洲鄰國的進攻時向南撤退。
1932年，黃宗智進入北京燕京大學（當時的 “北平”），這是一所由美國傳教士開辦的學校。 在燕京，黃宗智與左翼教授混在一起，迷上了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在短時間內，他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遊行，加入了共產黨，嘗試使用自製炸藥，並發現自己因顛覆活動而被監禁。 黃華對共產黨的支持體現了他對通過革命重塑國家、恢復國家尊嚴的熱情，幾乎是內心深處的渴望。 像他在地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他在入黨時採用了一個新名字。 王如梅變成了黃華。
現在是燕京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黃宗智同意擔任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翻譯，他正在去見已經成為傳奇的游擊隊領袖毛澤東的路上。 對黃宗智來說，這次旅行將標誌著他一生向世界展示中國共產主義的開始。 他將繼續擔任中國的第一位駐聯合國大使，並最終擔任外交部長。 不過，現在，黃宗智需要在不被抓到的情況下穿越全國。
他的第一站是西安，一座位於絲綢之路東端的有城牆的古城，曾是多個古代王朝的首都。 西安現在是當地軍閥的戰場，也是國民黨政府間諜的巢穴。 其古老的街道上充斥著乞丐、衣著鮮豔的妓女、出售手紡服裝的村民以及向西方百貨公司運送貨物的商人。
在分別前往該市後，黃曉明和斯諾同意在西安的西京飯店會合。 兩人決定，斯諾和他的朋友，美國醫生喬治-哈特姆，將乘坐一輛軍用卡車繼續前進，而黃曉明將等待地下聯絡人的指示。
有一次，黃曉明險些被在城裡巡邏的國民黨特工抓住。 兩個人敲門，要求他解釋他在西安的業務，並查看他的證件。 黃曉明想了想，說出了當地政要的名字，以示他在政治上有良好的關係。 “歡迎你們進入並蒐查我的東西，”黃說，表現出他並不具備的自信。 “不，看來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其中一名特工回答。 當黃曉明向他在西安的聯繫人講述這個故事時，他們告訴他是時候離開這個城市了。 “西安不安全。你不應該再呆在這裡了。”一個人告訴他。
緊張的三天后，是時候離開了。 黃的聯繫人用一輛軍用卡車接他，還有一位友好的上校，他將幫助他們通過城市的檢查站。 一旦他們到達郊區，他們穿上了當地軍閥軍隊的製服，開始了200英里的旅程，穿越中國農村最無法無天的一些地區。
黃曉明和他的同伴們開了三天的車，直到道路真正結束。 上校往回走，而黃曉明和他的聯繫人繼續沿著一條泥路步行，爬上山脊，赤腳過河。
雖然兩人都又累又餓，但黃的同伴告訴他，停下來太危險了：遇到武裝土匪的風險實在太高了。 有一次，一個不知名的聲音從後面喊道”給我口令，否則我就開槍。”黃的聯繫人沒有理會這個聲音，繼續走。 黃華緊隨其後。
當他最終到達以寶安鎮為中心的共產黨根據地時（他們後來搬到了附近的延安），黨的諜報人員李克農迎接了他，詢問了他的背景和黨的關係。 一旦李克農確信他不是間諜，就允許他開始探索他的新環境。 這是個不錯的環境。
寶安周邊地區是中國最貧窮、技術最落後的地區之一。 農民在一年中五個無霜期的干旱山坡上勉強維持生計，但經常發現他們的努力被七、八月的洪水沖走。 幾個世紀以來，該地區治理不善，在1911年後被軍閥和土匪的攻擊所摧毀。 許多農民生活在被遺棄的城鎮和村莊的廢墟中，這些城鎮和村莊由破舊的道路連接。
正是在這種最惡劣的環境中，共產黨為中國的未來和國家的外交定下了基調。 黨知道它需要國際合法性來生存，因此組建了一個由外交事務專家組成的小圈子，其中包括黃華，他們將在1949年成為外交部的領導核心。
這個群體所奠定的許多做法和文化今天仍在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政策–無論好壞。 共產黨領導人用至今仍在使用的接待技巧來吸引海外客人。 他們用他們無意遵守的政治自由化的承諾來吸引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
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過度的政治影響開始塑造黨的外交文化，就像他塑造了政治生活的幾乎所有其他方面。 在隨後的幾年裡，中國剛起步的外交官們經歷了政治控制的方法，這些方法在外交部內部會定期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最為突出，最近在習近平時期也是如此。 不過，首先，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黨的根據地，他需要娛樂一下。
斯諾來到革命基地，為黨提供了一個嘗試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外交的機會。
當周恩來為一個能夠前往陝西的外國記者發出邀請時，斯諾似乎是最合適的人選。 斯諾出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城郊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咆哮的20年代的高峰期，他從大學輟學，加入了紐約的一家廣告公司。 他很快就攢夠了去亞洲旅行的費用，並於1928年啟程。 “他後來回憶說：”我對外國人民一無所知。 “當我去中國時，我不知道共產黨人和天主教徒。
斯諾在亞洲各地旅行，以作家的身份賺錢，然後在1933年與他的新婚妻子搬到北京。 在那裡，他利用他的媒體關係，幫助中國左翼作家在西方出版，並為當地工會籌集資金。 斯諾對他在國民黨中國看到的貧窮和不平等現象感到真正的痛心，他對蔣介石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並執著地追求與毛澤東的會面。
在斯諾身上，該黨看到了一個提高其在美國精英圈內形象的機會。 它對斯諾的處理有助於建立一個持久的模式，即通過奉承和精心的舞台管理來確保外國 “朋友 “的支持。
第一步是拍馬屁。 當斯諾和他的同伴哈特姆抵達基地時，他們受到了國際政治家般的待遇。 紅軍部隊在街道上列隊，遊行樂隊演奏，人群高呼：”歡迎，美國同志！”一系列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在他們的長途旅行後迎接他們，然後請他們參加宴會。
“斯諾在日記中寫道：”對我宣布的影響是非常情緒化的。 “這是我第一次受到一個政府的整個內閣的歡迎，第一次整個城市的人都出來歡迎我。”
中國政府今天繼續將奉承作為一種外交工具來使用。 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於2017年11月宣布首次正式訪問北京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崔天凱通過承諾進行”國事訪問加”來滿足總統的自滿心理，這意味著给予通常不會給予外國政要的訪問權和禮節。 訪問期間，習近平在紫禁城宴請了特朗普，使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的第一位在這座供中國皇帝居住了近500年的宮殿中用餐的外國領導人。 特朗普和他的妻子梅拉尼婭在含元殿享用了下午茶，並在曾用於招待皇室的劇院–怡紅院觀看了京劇的私人演出。 特朗普後來將這次訪問描述為 “我生命中最不可思議的一次”。 他只是共產黨領導人以埃德加-斯諾為榜樣的一長串外國客人中的一員，受到了他們的宴請和奉承。
斯諾抵達陝西對共產黨人來說也是一種肯定。 當斯諾和哈特姆向紅軍成員發表演講時，與會者展開了中英文的橫幅，上面寫著：”我們並不孤立。我們有國際朋友的支持。”對於一個在其歷史上大部分時間 都處於孤立和逃亡狀態的政黨來說，斯諾的訪問是一個不尋常的國際認可的時刻。
斯諾安頓好後，共產黨人安排他參觀根據地，指派黃華和他的聯絡人。 黃華陪同斯諾與紅軍指揮官和前線士兵會面，美國人在那裡聽到了關於長征的故事以及黨的再分配計劃。 毛澤東還在十天內每天與斯諾會面，傳授他的人生故事。 在整個行程中，斯諾的經歷被精心編排。 他的文章由毛澤東通過黃華提供的翻譯親自審閱和審查。
斯諾第一次見到他時，毛澤東已經四十三歲了。 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韶山的一個鄉村，是一個富農的兒子，他對富農的專橫性格越來越鄙視。 毛澤東從小就喜歡讀書，在讀小學時就對民族主義改革家的作品產生了興趣。 後來，他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管理員時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成員，並成為其最早的成員之一。
毛澤東的頭髮亂糟糟的分在中間，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身高接近六英尺，比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要高。 他在很多方面都與周恩來相反，尤其是他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對紀律的蔑視。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毛澤東對社會正義的承諾與他對拆除傳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的不安願望相匹配，他認為這些機構使國家變得軟弱。 毛澤東還具有非凡的個人和政治怨恨的能力以及強烈的複仇動機。
起初，毛澤東被蘇聯顧問忽視，甚至被其他革命者迴避，但在1934年黨在蘇聯支持下的城市暴動政策將其推向滅亡的邊緣後，毛澤東對農民革命的信念得到了驗證。 到長征結束時，毛澤東無疑是黨內的主導力量。 他的人格力量和他對中國革命的願景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塑造中國政治。
斯諾將這些採訪寫成了《中國上空的紅星》一書，該書在1937年出版後成為暢銷書。 該書標誌著毛澤東開始轉變為國際革命的偶像。 該書讚揚毛澤東是一位 “林肯式 “的領導人，能夠 “喚醒 “中國人民對 “人權的信仰”。 黨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第一次重大嘗試比它所希望的要好。
作者：彼得-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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