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為一個警察國家有什麼問題？根據反民主的立法者Alice Mak 麥美娟的說法，沒有什麼問題。在意識到在這些問題上誠實不是最好的政策之前，她說：”如果是一個警察國家，為什麼不呢？我不認為警察國家有什麼問題。當我們說一個警察國家時，我看到另一面，那就是強調安全”。
一位駐香港的英國記者Stephen Vines寫道：在麥美娟說出她想像中不具爭議性的話語後不久，她的一位上司就高聲提醒她，直言不諱的真相不應該大聲說出來，所以她有點不服氣地試圖假裝她的言論是口無遮攔的類型。
然而，一個警察國家是否正在香港出現，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並且值得正面回答。
一個由警察發號施令的國家，一個由秘密和公開的安全機構坐鎮的國家，是一個先天對自己的人民感到恐懼的國家，它放棄了合作和勸說，而把鎮壓和重罰作為主要控製手段。
本來，香港一直是地球上治安最嚴密的社會之一。現在，它正被一個新的國家安全辦公室所補充，該辦公室只對北京負責，在當地法律之外運作，因為其工作不受司法審查。
很多猜測都圍繞著這個辦公室運作的部隊的規模。一些消息來源估計，它將涉及多達4000名官員，其他人說不可能知道它將如何運作，因為甚至其80億港元的新預算的細節也沒有明確說明，因為這一撥款是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匆匆通過新的橡膠立法會。
此外，還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可能性，即內地的國家安全機構成員將同時指導和補充本地官員的工作。
有這麼多人受僱於安全領域，必須為他們找到工作，在現階段，這主要包括砍掉民主運動的腦袋，主要是通過監禁領導人和製造足夠程度的恐嚇來關閉與反對派有關的組織。
當然，它不會就此罷休，白色恐怖的長臂將擴大其範圍。即使是現在，也可以在小範圍內看到這一點，因為警察似乎在每個地方都加強了對人們的搜查和搖晃，理由是年輕人，甚至更糟糕的是穿著黑色服裝。
更為陰險的是，為了讓公民相互告密而安裝的熱線電話，以及通過電子手段和老式的通信攔截而加強的監視。許多被逮捕的人對以這種方式收集的信息量感到吃驚。
警察被提升到政府的最高職位證實了北京不僅希望看到一個高度活躍的安全機構在香港運作，而且還本能地信任那些有安全背景的人監督政府的工作。
他們把一種心態帶到國家事務中。警察習慣於把公民當作嫌疑人來處理，他們經常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被圍困的群體，在他們認為取消嚴格控制後會出現的混亂中堅守陣地。
而且，由於特別是在香港，他們生活在一起，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交際，並且在整個工作生涯中都在警隊工作，他們有一種與社會其他成員不相干的態度，使他們在與其他人口打交道時多疑和謹慎。
在高層的藍色生活
在警察被置於政府第一線的這一制度演變之上，是由行政長官選擇的大量高級任命的受託人（儘管幾乎可以肯定沒有得到北京的老闆們的批准，也許還有他們的唆使） ，他們形成了對司法機構、教育系統、媒體等的新的控制層。在古老的共產主義時代，擔任這種職務的人被坦率地稱為政委。
兩層控制的形式是所有專制制度的標誌。政治階層總是處於主導地位，指導工作並控制下面的人的行動。在大陸，這一點並不含糊，因為黨的官員在公司、大學，甚至在所有社會集體運作的地方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大多數時候，他們確實需要動一動手指，因為他們手下的人知道該做什麼，更重要的是知道不該做什麼。
這種制度也極易受到腐敗的影響，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但被視為獨裁政權的附帶損害，因為高層人士有信心他們可以控制腐敗行為。習近平時代的大規模反腐行動證明了這種決心，同時也證實了這些做法在體制內的根深蒂固程度。
在香港，政治指揮結構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它正在產生深刻的影響。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香港電台的清洗和嚴格的審查制度，這個機構因為拒絕成為政府的喉舌而被貴族們憎恨。
現在，特別是在電視方面，每一個節目在開始工作之前都要接受審查，一旦節目完成，又要接受審查。著名的節目製作人被立即解僱或被迫辭職。新的 “忠誠 “團隊被徵召來取代他們的位置。管理該電台的政委對廣播工作的運作方式非常無知，但對嚴格控制港台的政治需要卻完全熟悉。
與此同時，有人聲稱，隨著立法機構的清理和對公民社會的嚴格控制，行政部門可以騰出手來，更密切地關注影響公民日常生活的麵包和黃油問題。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因為一個擺脫了問責制束縛的政府，由那些總是把自己的事業心放在公眾利益之前的人管理，幾乎不關心公民的福利，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
這一切是否意味著香港已經成為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警察國家，還有待商榷，但毫無疑問，真正可怕的專制制度的出現，還沒有達到最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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