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比第三帝國以來的其他獨裁政權還要廣泛。在我看來，這是民主變革的一個巨大障礙。儘管中國的精英和持不同政見者傾向於接受南非式的 “真相與和解 “方法，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似乎並不接受。…… 如果中共加強其 “高科技極權主義”，那將是一個替代民主的審慎案例，至少這個獨裁政權可能比慈教授和其他許多人想像的要持續得多。這將使當地的抵抗變得極為困難。在一個先進的 “1984 “版本下，任何集體抵抗–從信息、通訊到組織和動員–都變得不可能。更糟糕的是，與此同時，中共的宣傳和洗腦也將更加有效。」——滕彪
滕彪
-對慈繼偉的 "中國的民主：即將到來的危機 "的評論鑑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及中國的政治格局在過去20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是否會民主化的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香港大學著名哲學教授慈繼偉在其《中國的民主：即將到來的危機》（以下簡稱《危機》）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細緻而深刻的討論。
慈繼偉認為，當民主化的社會條件成熟時，中國的一黨統治就不能延續下去。他認為，“中國日益民主的社會正在產生向民主政治制度過渡的客觀和不可抗拒的需要”（ 《危機》 ，第123頁）儘管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論斷，但這本書從知識和實踐的角度都是發人深省的。在過去近二十年裡，許多西方觀察家和政治家都失去了設想自由中國的學術和政治想像力，在這個時候，這本書值得一讀。
慈繼偉的主要論點不是規範性的（基於價值），而是審慎性的（基於需求），這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在歷史上，甚至在未來想像一個類似的民主化案例，要找到一個像當代中國這樣複雜的案例是極其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考慮到中國的人口、面積、經濟、有爭議的傳統、中心-地方結構、社會結構和心理的快速變化、世界上的地緣政治敏感性，等等。
中共的血債
誠然，現狀是任何人無法辯護的，中國共產黨（CCP）將在政治變革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根據 《危機》 一書中的說法，“在中國實行民主的主要原因是，民主是我們有效應對當前尤其是即將到來的合法性挑戰的最佳選擇。”（ 《危機》 , p.12）中共必須意識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決現有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從道德和政治上講，只有黨有能力保持潘多拉盒子的蓋子。”( 《危機》 , p.25)但我們仍有理由懷疑中國共產黨是否願意允許，更不用說領導向憲政民主過渡。
作者沒有討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 “血債”（xuezhai）。自1949年中共建立極權主義制度以來，中共犯下了極其殘酷和巨大的反人道主義罪行。一個不完整的清單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953），土地改革（1947-1952），三反/五反運動（1951-1952），反右派運動（1957-1959），大躍進（1958-1960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嚴打（1983年），天安門大屠殺（1989年），迫害法輪功（1999年以來一直在進行），獨生子女政策（1979-2015年），以及西藏和新疆的文化滅絕、集中營和屠殺。數以億計的漢族人、藏族人、維吾爾族人等遭受了中共的暴行，並仍在遭受其殘酷的政策和做法，如歧視性的戶口制度、酷刑、冤假錯案、腐敗、強拆、宗教迫害和任意拘留。
（圖片來源：端傳媒）
1980年代以來的快速經濟增長減少了一些憤怒和痛苦，但 “血債 ”是中共無法消除和不敢忘記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比第三帝國以來的其他獨裁政權還要廣泛。在我看來，這是民主變革的一個巨大障礙。儘管中國的精英和持不同政見者傾向於接受南非式的 “真相與和解 “方法，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似乎並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劉曉波和數百名中國民主知識分子發起的《零八憲章》中，有一條 “過渡性司法”，強調了真相、責任與和解。而且，即使中國人民不再有強烈的“復仇和反擊”（青山）的情緒，這是很不可能的，中共領導人也很難相信”普通公民”“會獎勵中共在民主中國扮演重要的、甚至是領導的角色。”（ 《危機》 , p.24）黨國存在的時間越長，犯下的罪行就越多，人民就越痛苦，中共就越難相信他們會得到人民的寬恕。允許一個民主的中國意味著結束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中共有足夠的理由害怕被血債累累的“債主 ”報復。這反過來又使中共的決策者（幾十個頂級特權家族）不贊成任何民主過渡，慈說。
在這種情況下，值得回顧的是鄧小平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說過的一句名言，即該政權願意“殺20萬人以換取20年的穩定！” 與此相關，習近平對蘇聯解體發表了評論。 “最後，沒有人是真正的男人，沒有人出來反抗。” 在“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下腐敗猖獗的三十年後，中共領導人和官員比鄧小平時代更有理由擔心歷史上的“血債”和公民的敵意。他們必須計算兩種不同的災難性後果：處理堅持現狀所帶來的累積麻煩，或者，面對在政治變革期間和之後被報復的風險。
我們是否可以肯定地說，下一屆領導層是否“將繼承‘天安門大屠殺’的恐懼，但不會繼承堅決的態度”（ 《危機》 ，第81頁）？並非如此。這並不是將中共本質化，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它的歷史暴行，而且不應該將可能發生的大屠殺排除在審慎的方法之外。當慈對中共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他並沒有把中共的利益和中國的國家利益區分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在我看來，這兩者是衝突的。如果我們聲稱或暗示中共的決策是基於中國或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將犯政治和知識上的錯誤。此外，在考慮中共有關決策時，更多的是高層的幾十個特權家族的決策，而不是9000萬中共黨員的決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不陷入一廂情願的想法，預測黨會 “把中國逐步有序地走向民主列入其政治議程”。 ( 《危機》 p.254)
向 “高科技極權主義 “過渡？
慈繼偉教授對中國民主化的樂觀預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今中國的“條件平等”，他引用了歷史學家Charles Maier的說法：“政治形式跟隨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化。”（ 《危機》 , p.21）Ci認為，“隨著條件平等的顯著進步”，包括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條件，中國“已經處於民主的邊緣”，而且很難“證明和維持一個完全垂直的政治結構，沒有可信的民眾同意”。 ( 《危機》 , pp.108-113)條件的平等被認為是 “民主轉型最有力的國內原因”。 ( 《危機》 , p.379)我認為這些都是重要的、大致正確的看法，但在社會政治心理學和政治集體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此外，“條件平等 ”是可逆轉的嗎？
過去四十年來，“我們在中國相當程度上發現了民主社會、民主認識論和民主美德觀。”（ 《危機》 ，第21頁）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的有限許可與它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致的。我同意，（國家）資本主義的邏輯和力量確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文化、甚至政治。法律制度也在許多積極方面得到了發展。但在我看來，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許多例子之一是戶口制度，它使數以億計的農村居民和農民工淪為 “二等公民”。對於中國的“中產階級 ”會要求自由民主的說法或假設，也越來越令人懷疑。 (Andrew Nathan, 2016)而且社會自由化和法律制度的改善也有明顯的限制。中共沒有也不會容忍任何對其政治壟斷的挑戰。 21世紀初以來維權運動（Wei Qian yundong）的興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方面，它是在市場化、互聯網、半獨立的媒體機構以及依法治國（yifa zhiguo，不是”法治”）的新話語和實踐所創造的社會空間中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它在習近平上台後幾乎被消滅了，因為中共把維權運動視為對政權安全的威脅。 (Teng Biao, 2019a)
毋庸置疑，習近平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但在我看來，自1949年以來，許多基本的政治安排仍然沒有改變，包括中共對軍隊和司法部門的壟斷權力，以及在稍小的程度上對媒體和意識形態的壟斷，這些都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布熱津斯基和弗里德里希，1956年。隨著時間的推移，用斯坦因-林根的表述（2016年），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控制論”或”複雜的極權主義” 。這並不是習近平本人違背了整個中共的意願。將政權從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集體獨裁，引向更接近毛澤東主義的個人獨裁，可以看作是中共為了應對它所面臨的全面危機，包括政治、金融、社會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危機，以及慈教授在書中分析的”合法性危機”的集體選擇。 (Teng Biao, 2018)中共殘酷地限制了公民社會的空間，並通過傳統的毛主義方法以及現代技術加強了控制。
用我的術語來說，一場史無前例的 “高科技極權主義 ”正在中國隱現。中共利用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領先地位，使其對中國社會的死亡控制更加徹底。中國的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和現代電信使中共比以前更容易將人們置於監視之下，類似於傑里米-本瑟姆的全景式監獄。互聯網已被中共用作審查、宣傳和洗腦的有效工具。面部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收集和生物識別標籤都使中共日益增長的控制力系統化。在山東省，虛擬現實（VR）被用來測試黨員對中共的忠誠度。社會信用體係是一個可怕的案例，可能已經超過了喬治-奧威爾的想像力（滕彪，2019b）。重新審視哈耶克的警告–“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被證明是一種幻想之後所達到的階段”，也許不是危言聳聽。 (Hayek, 1944)
如果中共加強其 “高科技極權主義”，那將是一個替代民主的審慎案例，至少這個獨裁政權可能比慈教授和其他許多人想像的要持續得多。這將使當地的抵抗變得極為困難。在一個先進的 “1984 “版本下，任何集體抵抗–從信息、通訊到組織和動員–都變得不可能。更糟糕的是，與此同時，中共的宣傳和洗腦也將更加有效。
天安門大屠殺使中國人民生活在我所說的 “後坦克綜合症”中。憤怒和恐懼變成了沉默，沉默變成了冷漠，冷漠變成了犬儒主義。洗腦、扭曲的市場經濟和腐敗的政治創造了一種消費主義的氛圍，並在中國灌輸了廣泛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恐懼和絕望的氣氛中，在慾望和權力的誘惑下，大多數中國人崇拜和支持那些擁有權力和金錢的人。人們對普世價值和道德越來越漠不關心，忘記、排擠和嘲笑自由戰士和良心犯。最可怕的專制制度不是壓制反抗，而是讓你覺得沒有必要反抗，甚至讓你維護政權（滕彪，2019b）。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思想和心理習慣的一部分–用托克維爾的話說，就是 “風氣”。長期一黨執政的後果不僅是對自由和人權的壓制，而且是道德和社會的墮落，其影響更加深遠。這似乎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個政治體制越是不民主，就越沒有社會和思想條件來順利啟動民主化。
民族主義和有爭議的身份
指導性的意識形態通常在極權主義政權中起著突出的作用，但在後毛澤東時代，目的論–革命論明顯下降。這與政治和經濟上的 “改革開放”（gaige kaifang）政策是並行的。漸漸地，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教條主義的政黨轉變為一個務實的政黨。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過去四十年的 “條件平等”，同時也帶來了對意識形態不安全的擔憂。習近平轉向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個人崇拜，可以看作是對實用主義趨勢的反應。訴諸於準神學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經不靠譜，因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成為動員民族團結的有用工具。台灣、香港、西藏和新疆日益成為目標，面臨更多壓力和迫害。全球性的野心–中國夢或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新的口號。一直被貼上敵人標籤的國內分裂主義和 “西方敵對勢力”，似乎又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官方學者用卡爾-施密特的主權理論和敵友之分為政權辯護。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將成為民主化的障礙，需要密切觀察，儘管毛澤東式的狂熱的群眾動員幾乎無法複製。
誠然，“政績不是合法性，合法性更重要”。 ( 《危機》 , p.58) 表演本身–中國當局自豪地宣傳的中國奇蹟–有其黑暗的一面。 (Teng Biao, 2019c)僅舉幾個問題，極高的基尼係數，低下的勞工權利，環境惡化，猖獗的不公正和腐敗。改革開放”政策在許多方面改變了社會和政治格局，但我們應該牢記，它不是來自黨的恩賜，而是來自黨的罪惡。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閉門造車的計劃經濟、群眾動員的極權主義、盜竊和反智主義，就沒有什麼必要搞“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政策背後的動機是為了救黨，而不是為了走向憲政民主，儘管意外的結果是朝著有利於中國民主轉型的”條件平等”的方向深刻發展。 慈禧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成果的分析是準確的，但如果我們忽視或淡化經濟和技術成就促進了中共控制社會的能力這一事實，那就不是一幅完整的畫面。
從中共的角度看，維護領土完整與政治合法性密切相關。新疆的集中營以及西藏和香港的極端鎮壓，不僅僅是對人權的侵犯，也是一個面臨合法性危機的強大政權的主權宣言。 慈認為，政治過渡應該是漸進和謹慎的，主要是因為”中國需要一個異常強大的中央政權。“（ 《危機》 , p.260）”中國民主的命運與一個民主的或民主化的中國能否牢牢地把整個國家凝聚在一起並維護其主權和領土完整密不可分。” 的確，台灣、香港、新疆、西藏、南蒙古–尤其是新疆和西藏–的領土完整和國家認同問題可能是中國民主化的被低估的障礙。
然而，聲稱這些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中國政府無情地宣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我們說領土完整應該優先於民主過渡，那就是嚴重損害了人民的自決權，以及他們爭取高度真正自治或民族獨立的堅定決心。民族認同的力量是不容易被消除的，即使是集中營也無法完成這個任務。而且時間很重要。中共的統治時間越長，它所造成的不信任和仇恨就越多，新疆和西藏就越不可能願意留在中國境內。此外，中共的鎮壓和洗腦越久，漢族人民就越不可能理解和接受西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人的自決權。只要中共開始失去控制，他們就會抓住這個機會，為擺脫中國的佔領而開展獨立運動。這將給中國的政治轉型增加巨大的複雜性，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們應該認真對待。這需要高度的智慧、耐心和同情心。但重要的是，否認自決權是不符合“民主”原則的。我的看法是，如果任何民主倡導者無視和壓制西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要求獨立的人的努力，那麼民主轉型的道德基礎將被大大削弱。
“政治制度的敵意”
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專制國家，也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突出作用的大國，因此國際環境，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中國政策，是影響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因素之一，無論好壞。 “事實證明，[冷戰]遺留給中國的一個特別有力和持久的問題是，人們普遍認為其政治制度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因此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慈教授所說的對中國的片面“政治制度敵意”，“足以使中國在國內和國際關係中採取一些行動，否則它就不會這樣做。”（ 《危機》 , 第317頁）然而在我看來，聲稱中國的一黨專政與西式的自由民主相比，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儘管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民主制度，但這幾乎是沒有問題的。不會有一個人人都認同的政治模式，但公然侵犯人權和壓制自由的行為在現代性之後的世界中是不能接受的。
重要的是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敵視，而不是對中國的 “政治制度敵視”。中共對“顏色革命”有一種誇張的偏執，看到互聯網、法律職業、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自由具有強大的感染力。任何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政權都必須感覺到控制信息和通信、詆毀憲政民主制度的內在必要性。這也是北京做出極其積極的決定來擺脫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最深層原因之一。
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需要 “根本性變革”，中國遲早會實現民主化，這並沒有錯。美國推行“政權更迭 ”的政策已經有很多負面的、有爭議的例子，因此在西方民主國家，決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長期放棄了這一政策。 1989年後，西方廣泛地認為，如果世界鼓勵和允許中國參與國際法律體系和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將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開放社會，並自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然而，這已經被證明是 “中國幻想”的一部分，正如曼恩13年前提醒我們的那樣。 (James Mann, 2007) 以犧牲人權和民主為代價的商業機會主義極大地促進了反民主中國的崛起。正如我反復指出的那樣，無原則地與一個專制政權接觸，是綏靖的一個別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現在不僅在經濟問題上相互依賴，而且在地緣政治問題上也相互依賴。西方企業將來自驚人的巨大中國市場的利潤置於人權問題之上，西方民主國家顯然不願意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在1989年大屠殺後短暫的天安門製裁之後不久。在中國民主的背景下，西方的綏靖和機會主義可能比政權更有問題。國際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一個深刻變化是，許多國家已經意識到中國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威脅，並傾向於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已經走到了盡頭，沒有回頭路可走，但現在說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什麼影響還為時尚早。
這本書中還有許多其他有趣和重要的論點，需要進一步探討。最後，中國是否準備好實現有意義的民主？慈教授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大幅民主化，“條件平等 ”從根本上說是不可逆轉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下一屆領導層，有很大的需要、興趣和能力接受或領導民主轉型。然而我的看法是，雖然有許多積極因素表明也許，但不確定因素和障礙更多。
(发表于https://lawliberty.org/book-review/is-china-ready-for-democracy/，和《当代中国评论》，2021年3月)
滕彪，亨特学院格鲁夫人权学者；芝加哥大学Pozen客座教授。tengbiao89@gmail.com。
布热津斯基和弗里德里希，1956年，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哈佛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戚继伟，《中国的民主：即将到来的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2019。
Andrew Nathan，《中国中产阶级之谜》，《民主杂志》，2016年4月。
斯坦因-林根，2016年，《完美的独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21世纪的中国》，香港大学出版社。
滕彪，2018，《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吗？并非如此，《中国档案》。
- 2019a, Rights Defense and New Citizens’ Movement,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Edited by Sarah Biddulph and Joshua Rosenzweig, Edward Edgar.
-2019b, From 1989 to “1984”: 天安门大屠杀与中国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战略关系》（CCPS），第5卷第2期，2019年6/8月。
- 2019c，《”中国奇迹 “的阴影》，https://www.poliquads.com/post/the-shadow-of-the-china-miracle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Penguin Books, 2007.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