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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自辯︰我遵從法律,但我更遵從人民

 8.18流水式集會案,李柱銘、吳靄儀等7名被告經審訊後被判罪成,第三被告吳靄儀選擇陳詞。她娓娓道來自己逾半世紀的工作最後提醒,自己是法律的僕人,但首先是人民的公僕。 

吳靄儀,香港執業大律師。前年8.18的流水式集會,7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吳靄儀被判囚12個月,緩刑2年。以下是吳靄儀自辯全文(原文鏈接,來自香港眾新聞)中文翻譯:

尊敬的法官閣下,我感謝閣下允許我就我的背景和我個人對我所做的工作的信念做此陳述。

我於1988年取得大律師資格,但我早年接受的訓練不是法律。我的父母對我很寬容,他們允許我在香港的大學學習10年,然後在波士頓學習哲學。在那裡,我學到了嚴謹的思想誠實,追求真理,減輕人類的痛苦。

1981年我去劍橋讀法律學位,急轉直下。那是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的關鍵年代。我們這一代人捲入瞭如何在主權移交後保留香港的自由和原有的生活方式的談判中,這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這對我們大家來說都很重要,所以在我獲得大律師資格後,我沒有立即開始執業,而是在《明報》擔任了一個社論的職位,因為我接受了一個強大的新聞自由對香港的未來至關重要,而且在那個階段,我作為一個政治評論員也有一定的地位。

我在1990年重拾法律事業,但在1995年,我被說服參加法律界功能組別的選舉。閣下,法律界沉浸在公民自由的普通法傳統中,不相信不平等的選舉,但他們認為只要有這樣一個席位,他們就不會允許任何人以他們的名義損害法治。因此,我被選為他們的代表,為香港人託管這個職位,用它來維護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護的製度。我肩負著雙重使命:盡我所能防止有損法治的立法,以及維護支撐法治的製度。排在首位的是司法獨立和司法行政。

這些都是我自願承諾要執行的任務。

首先,這意味著在立法會的委員會中兢兢業業地工作。

我在立法會服務了18年(包括1997年7月至1998年8月沒有議席的一年),其中17年擔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負責監察有關司法機構、司法條文和編制的政策,包括法院大樓的土地分配和費用、法律政策、法律援助、法律專業的組織、法律服務和法律教育。眾多問題被提出、討論和解決。

其中一些工作需要尋找新的糾紛解決方法。在業界就律師較高的出庭發言權發生激烈爭論時,我將此事提交首席大法官,並恭敬地要求他介入,以便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以不雅的地盤之爭為依歸,使此事得以解決,而且所有人都認為此事已獲解決。市民對法律界繼續抱有信心,這對法治至關重要。

擴大法律援助的輔助計劃、為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提供協助、提供更易於使用和有用的免費社區法律諮詢服務等,都是需要付出額外努力以尋求解決辦法的例子。往往會遇到挫折。 2002年,餘若薇資深大律師亦在立法會工作,我們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提出設立社區法律服務中心的建議,為市民提供適時和有用的法律意見。雖然當時政府拒絕了這個建議,但後來這個想法在其他地方取得了成果。

我發現,很多時候,需要的是技巧、勤奮和耐心。但在其他時候,當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受到侵犯時,就需要強有力的聲明和回應。 1999 年 6 月,在終審法院對吳嘉玲居權案作出里程碑式的裁決後,人大常委會發表了第一份釋法,推翻了法院的裁決。這動搖了世人對法院終審權的信心。為了抗議,6月30日,我和六百多位法律界人士進行了默哀遊行,在當時位於砲台裡的終審法院大樓前靜靜地尊重和聲援,以示在那個關鍵時刻堅定不移地支持法院,以免社會士氣低落。

法官大人,捍衛法治的任務也意味著對立法過程的承諾。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審查法案,。根據記錄,我曾在155個法案委員會工作。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必須是健全的、以權利為基礎的,並達到最高標準,這對法治至關重要。因為,法官必然要適用法律,因為法律並非如他們所願。律師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當一項法律在法庭上接受檢驗時,它將如何運作–或不運作。在這方面,我與業界緊密合作,我會永遠感激他們。我們盡了最大努力,確保權利不會在無意中或不必要的情況下受到損害。

法律應該保護權利,而不是剝奪權利,尤其是在香港,因為香港仍然缺乏結構性民主。市民依靠法律來保護他們,而法院是法律的最終仲裁者。我們要知道,當法院適用一項剝奪基本權利的法律時,即使錯在法律,而不是適用法律的法官,也會動搖人們對法院和司法獨立的信心,這將打擊我們的法治基礎。

法官大人,一位傑出的法官–美國最高法院副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當時的他)應當時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的邀請,於1999年2月8日來港向司法機構和法律界發表演講,他的一番話讓我明白了這項職責的重要性。他對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司法獨立的重要作用深有感觸。他提出:”司法獨立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法官有管轄權、權利和官方能力來決定所有可由司法解決的事項,這些事項是確保自由和人類自由所必需的。如果一個司法機構沒有這種程度的管轄權,那麼律師協會的成員和廣大社會成員必須繼續推動擴大管轄權。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如果律師協會和社會對過於狹隘的司法章程似乎無動於衷,那麼司法機構就有可能在事實上或在觀念上幫助和慫恿一個更大的剝奪人的自由的計劃。

閣下,這些話很有力度,但我承認它們的權威性,我一直認為它們標誌著一個大律師對司法獨立的終極忠誠。閣下知道,捍衛司法獨立不是為了法官本身的利益,而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無所畏懼地維護法治,這並不是不尊重。

捍衛法治是雙向的。我認為,法律界在立法會的代表也有責任傾聽、諮詢和向社會解釋法律:提醒人們注意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澄清模糊的東西,減少困惑,請他們表達自己的關切和指出錯誤,真誠地解決這些關切,並有力地代表他們向政府反映,如果他們的需求不能通過法律解決,則與他們一起尋求其他解決辦法。

我與公眾保持聯繫的方法之一是向當地報刊投稿,用普通讀者容易理解的語言。因為每個人都應該了解他賴以生存的法律。在這些年裡,甚至直到現在,我從未放棄過這項工作。我較少在學術論壇上發表學術文章和投稿,特別是關於需要法律改革的問題。

閣下,在法制辦與政府共事的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法治不僅僅是法律的問題,同樣也是治理的問題。因為法律是為了 “香港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 “而製定的。保障權利的法律往往能贏得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信任則有利於良好的管治。

所以,民選代表有責任向當時的政府發聲:向政府提供建議和諮詢,不斷地諫言和警告:我們的法律是否重視權利?法律不是完美無缺的,律師比誰都清楚法律的不完美。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尊重和遵守法律呢?當然,答案有很多,但我自己給出的答案是:如果法律是最接近正義的,我們可以要求人們遵守法律。這就意味著,我們有責任聽取對法律的批評,並真誠地努力讓法律變得更好,盡可能地糾正錯誤。正義是法律的靈魂,沒有正義,法治就會淪為武力統治,即使是多數人的武力。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我提請閣下注意2000年12月21日立法會就《公安條例》進行的辯論。在該次辯論中,我指出了該條例的條文存在的缺陷。這些缺陷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法律界。我警告政府,如果要避免法律在絕望中不被遵守,我們必須認真考慮改革。在一次小組討論中,有人提出了公民抗命的問題,而保安局局長則稱其為一種威脅。但是,不需要把它當作威脅,而是應該起到警告或提醒的作用。

我敦促政府不要把改革的理性討論拒之門外,因為政府的頑固不化,有可能創造出使公民抗命不可避免和有理可依的條件:這是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的。

在立法會的那些年,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因為,法官大人,捍衛法治意味著我們自己必須認真對待權利,而這是一項終身的努力。

對香港人來說,沒有什麼權利比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自由更珍貴。說真話的自由不單止是人的尊嚴的核心,也是民主社會最後的安全閥,我們傑出的法官曾多次說過。尊重這些權利也是捍衛法治的一部分。

我了解到,法治不僅要在法庭上,或者在立法會,還要在街頭和社會上捍衛。閣下,我在立法會演講過無數次。但我也意識到,在立法會的轄區內,在絕對的言論辯論自由和法律訴訟豁免的特權保護下,我只用漂亮的文字和有分寸的尊嚴來演講是不夠的。當人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集體表達他們的痛苦,並敦促政府作出回應,只受到他們期望政府尊重他們權利的保護時,我必須準備好與他們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為他們站台。否則,我所有的承諾和保證都將是空話。

法官大人,香港人是一個愛好和平、紀律嚴明的民族。他們即使在極度情緒化的情況下,也能堅毅地自我克制,這已屢次得到證明。在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回歸的關鍵時刻,這場偉大的事件順利完成。在2003年7月1日的50萬大遊行中,沒有一塊玻璃被打破。即使在2019年6月9日100多萬人遊行,6月16日200多萬人遊行。大規模人群的和平與美好,讓人驚嘆,贏得了世界的讚嘆。

而在本次庭審事件中,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據主辦方估計,當天的活動有170多萬人參加。但是,無論確切數字如何,會場內和周圍龐大而密集的人群,以及人群在大雨中堅忍不拔的等待,都被保存在無可爭議的鏡頭中,供後人瞻仰。人數之多,毅力之強,不言而喻,社會各界的感情之濃烈,然而自我克制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控方也沒有異議,活動完全是和平有序的,沒有發生任何不測事件。群眾對組織者保持了信心,組織者囑咐他們要 “和平、理性、非暴力”。在這種時候,我們不能見死不救,而是要與人民並肩作戰,希望和平。

兩天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肯定了該次和平示威的積極作用,認為有助於官民對話。雖然那次的對話沒有持續多久,但也是朝著正確的方向走了一步。我相信我們應該孕育希望,並繼續下去,正如肯尼迪大法官對聚集在一起的法律界人士所呼籲的那樣。你們必須對你們的訴訟當事人講道理。你們必須向社會講求正義。你們必須向社會講求正義,必須向權力講求真理。

法官大人,我進入法律界已經很晚了。我在為法治服務的過程中已經老了。我知道托馬斯-莫爾爵士是法律界的守護神,他因叛國罪受審,因為他不願意讓法律屈服於國王的意志。他的著名遺言得到了很好的認證。懇請稍加改編和採納。我站在法律的好僕人,但人民的第一。因為法律必須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人民為法律服務。

法官大人,請允許我感謝我的律師。他們孜孜不倦的奉獻和卓越的表現,讓我為自己是律師協會的一員而感到自豪。

這是我的陳述。謝謝你,法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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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