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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明:當騙術達不到目的,中共經常訴諸恐嚇和脅迫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週五(10月23日)通過視頻連線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用中文發表了題為《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講話。他提醒民主國家警惕北京,中共的統戰活動在全球各地悄悄展開,正在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西方人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博明還強調,當騙術達不到目的,中共經常訴諸恐嚇和脅迫,如鎮壓香港。

博明中文演講的全文:

非常感謝 Dean Godson 先生和 Policy Exchange 邀請我主講第九屆 Colin Cramphorn 年度講座。我們都盼望著能共聚一堂,面對面交流的那一天。而新的疫苗和療法即將出現,讓我倍感樂觀。通過西敏寺與白宮跨大西洋的視頻聯線,讓我們暫時用想像來替代。我希望把準備好的話講完後,熱烈的討論會接踵而來。據說,英國和美國是被共同語言而被分隔開的國家。看來用漢語發言,更能成為兩國之間的橋樑。實際的情況是,Godson 先生讓我炫一炫說中文的本事,拼拼收視率。他知道,之前我的中文“五四”演講視頻點擊超過百萬。可能他還知道,之後我為裡根總統研究所錄製的英文視頻,連我的下屬在內也沒幾個人關注。看來 Godson 先生是這樣算計的:說中國話的洋鬼子,可能比洋鬼子說的任何話,都會更賣座。既來之,則安之。有道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大家各取所需。用漢語發言還有另個好處:中國朋友也能直接參與這場對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當今國際上越來越受關注的話題。

要說明這場對話的重要性,不妨先回顧一下歷史。形勢日漸緊迫。 18世紀末,一個山海相隔遠離英國的地方,一些高瞻遠矚的人, 起草了一部憲法,主張限制公權,提倡民權,希望開闢永久的民主之路。我所說的……是波蘭。是波蘭?你會驚訝。 18世紀末的波蘭歷史沒被選進各位的高中課本,大家不必感覺難堪。彼時,後來更加著名並且至今仍為合眾國最高法律的美國憲法也剛誕生沒幾年。不同的是,波蘭憲政實踐卻被扼殺在搖籃裡。問題出在外力干預。部分波蘭貴族害怕新憲導致他們特權的喪失,於是求助俄國,復辟舊制。俄國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藉機入侵,奪取了波蘭東部,普魯士佔領了波蘭西部。俄國在平定了曾經是美國革命英雄的波蘭軍官 Kosciuszko 的起義後,1795 年,與普魯士和奧地利聯手完成了對波蘭和立陶宛的最後瓜分。年幼的波蘭聯邦從此在地圖上消失。提到波蘭失敗的變法有兩個原因:一是提醒大家,民主政府,雖然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和實踐的成果,既非戰無不勝,亦非歷史的必然。二是專制政權對自由社會的干預,不僅沒有江河日下,反而甚囂塵上。若要阻止外力干預,最好有地利,可惜對波蘭來說地利是個奢 望。 18 世紀波蘭的鄰邦都是當時的歐洲強國。而美國卻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環抱,享有哺育民主憲政求之不得的優良條件。

然而在信息網絡時代,專制政權可以將虛假信息灌輸到他國的公共輿論當中,並通過自我更新的運算程式去廣為傳播。如今重洋海峽的天然阻隔能夠抵禦這樣的干擾嗎?如果自由的主權國家放任自流的話,當然不能。許多國家,包括民主國家在內,正在經歷實實在在的考驗。考驗的是我們自身抵禦高科技專制政權隱蔽的強力腐蝕的能力。聽起來很奇怪,因為專制政權只佔少數。但是,他們具有支配本國全部資源的能力;他們相互借鑒;甚至經常相互協調。國家經濟實力並非贏得虛擬網絡戰的前提條件。我們看到莫斯科和德黑蘭指使的黑客們正在千方百計地削弱人們對正在進行的美國大選的信任。在此,沒有任何政權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去影響他國的政策以及國外民眾的認知和選擇。

說真的,我們早該料到這一點。中共取得內戰的勝利,並非完全得力於軍事戰鬥力,而是藉助其在思想意識以及實際行動上對敵人的滲透和操弄。這就是為什麼當下中共的領導人狠抓統戰工作的原因。統戰工作的主要特徵是不透明。顧名思義,奧秘就在名字裡。統一戰線是一個在開放社會找不到同類的概念。中共領導人把它稱為“法寶”,只要統戰需要,九​​千萬黨員都必須支持。中共統戰部門幹部的數量是美國國務院外交人員的四倍。中國外交部負責與各國政府進行外事活動,統戰部則在蒐集他國情報,對海外居民施加影響。他們專門關注外國的精英階層和機構。實際上, 統戰人員是集情報、宣傳和心理誘導於一身的通才。聽上去很像在講笑話。不過中共統一戰線可絕不是開玩笑,因為它直接影響到你和我。原來心理誘導的原材料就是大數據。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給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外國公民建立了數字檔案。跟據上個月披露的材料,一個中國數據庫中包含了超過2 百40 萬個外國公民資料,包括許多今天在線的各位聽眾,這說明中共將傳統的列寧主義與強大的數字監控新工具相結合的宏大部署。對我們公開和私下的數據進行收割建檔的企業是深圳振華數據信息技術公司。據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稱之為“攻心戰”。根據公司網站披露,其產品的買家是中共國安系統。振華彙編的人事檔案幾乎囊括了地球上每個國家。王室、議會、 法官、文職人員、科技專家、新興企業家,海軍上將、軍艦水手、教授、智囊團成員、中央和地方官員, 不一而足。甚至兒童也不放過,這符合北京無孔不入的政治鬥爭習慣。振華在統一戰線里中並不是什麼拔尖的角色。甚至可能只是商業投機,認定中共會來買單。實際上,實力更加雄厚的中國科技公司,包括一些著名應用程序開發商,能量要大得多。建立檔案的嗜好是列寧主義政權的特徵。資料的使用一如既往, 用於施壓、勒索、獎懲、威脅、恐嚇、奉承、污衊、分化和征服。與以往不同的是我們自己創造了條件,使獨裁者能夠輕鬆地搜羅到如此大量的私人數據,甚至包括那些從未涉足過中國的人。我們將知識產權、政府文件和私人生活任意公開,像本攤開的書。我們用智能手機聊天、搜索信息、購物、瀏覽、從事網上金融、導航、社交、宗教信仰到相互傾訴,這些信息的散佈一如倫敦雙層巴士排放的尾氣,使得利用網絡對我們思想和行為的監控易如反掌。中國共產黨已經重新安排了舉國部署,用來有效利用數字手段擴大黨的力量和影響。

然而收集和利用大數據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北京在試圖影響我們什麼?簡而言之,中共的目標是通過軟硬兼施,使得個人選擇甚至國家政策陷入某種有利於北京為所欲為的心態。這是一種認知上的背離,既軟弱又恐懼,得意自滿而又無能為力;彷彿今天說:“認為中共構成威脅還為時過早,”可明天又說,“中共確實是威脅!但是大勢已去,為時已晚。”陷入這種特定心態,就像是吞了《黑客帝國》中的“藍色藥丸”一樣被幻象所征服。中共是如何做到的呢?這就是統一戰線的宣傳戰和攻心戰的厲害之處。中共的海外宣傳有兩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未來屬於我們,你越早配合越好。” 同時:“我們跟你們沒什麼不同,別擔心。” 這兩句騙辭在歷史上共同構成了所有列寧主義運動宣傳的核心。新西蘭學者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是揭露統戰伎倆的先驅, 她指出中共的 “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類運動的經典樣本。她稱統戰是“一種工具,專事腐蝕和侵蝕我們的政治制度,削弱我們的力量,製造我們的分裂,窒息我們媒體的批評聲音,並且用鈔票堵住我們精英的嘴巴,使他們成為中共的維護者。”

當然,騙術並不總是有效。會被真相戳穿。 “一帶一路”項目的巨大浪費和腐敗就是一個例子。當騙術達不到目的,中共經常訴諸恐嚇和脅迫。以香港為例,去年,上百萬示威者遊行抗議北京實施更嚴酷的控制。如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未來,看來香港示威者寧願活在當下。對此,北京採取了另一套方案,拆毀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框架,剝奪了使香港成為亞洲最興旺城市的自治。

然而上面說的都不是陷入恐慌的原因。的確,西方正在經歷週期性的自我疑慮,極端的政治思潮同時出現在左右兩端。有些愚蠢的主張屬於奧威爾說的“只有知識分子才會去信”的範疇。我們需要回歸常識。在外交政策方面,為了維護主權,促進穩定和減少誤判,特朗普總統確立了兩個值得強調的原則,這就是:對等和坦率。 “對等”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他國損害我國利益,我將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即合理,又通俗,包括針對潛在的侵略者。這是防禦性的策略,植根於公平和威懾的基本概念。 “坦率”的概念是,當大家誠實地和公開地談論朋友、對手和自己時,民主制度是​​最安全的。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當裡根總統準備在᷿柏林發表演講時,有些幕僚拼命勸他刪掉一句不太好聽而且有點傷人的話。幸好裡根總統言發自心,說出了那句在他總統生涯中最著名的話: 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有人會說對抗性的言論讓國家相互敵對。美國的外交使團善於把這個陳舊觀念偽裝成謙恭的政策,而骨子裡卻反映了一種自大心態,其中的假設是,其他國家的行為都是美國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的反應。聰明的對手於是順水推舟,利用我們自己的偽善製約我們。把講真話說成挑釁,是獨裁者禁止民主國家發言的手段,經常能夠得逞。裡根總統在Guildhall曾說:“這是自由國家遭受的第一個也是最嚴重的挫敗。” “當自由的人民停止向其對手說真話時,其實就是欺騙自己。” 實際上,坦誠佈公就是通過減少戰略誤判以促進和平。坦誠佈公也適用於我們的內政。不能有雙重標準。當 Louis Armstrong 作為美國國務院文化大使在蘇聯演出時,他坦率地談到了美國的種族歧視。當裡根總統著名地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在同一篇演講中提到了美國自己的,包括反猶太主 義和奴隸制在內的“邪惡遺存”。

因此,我本著友好、樂於反思和坦率的態度,請中國的朋友們研究一下貴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宗教群體的政策,追問一些真相。問一問,為什麼《經濟學人》本週封面文章中稱這些政策為“反人類罪”和“違反當今世界上最廣泛認同的原則,即人類個體享有自由和尊嚴的權利。” 作為一個反恐戰爭中參與了三場戰鬥部署的海軍陸戰隊員,我可以告訴你,新疆發生的一切在道德上同反恐沒有任何關聯之處。這恰恰是1948 年中國外交官張彭春參與起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時,要根除的對人權的侵犯。在中國任何的哲學、宗教或道德思想中也不可能找到支持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集中營的做法。

在2006 年癌症去世前,本講座以之命名的 Colin Cramphorn 是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警長。他處理了英國歷史上最出名的恐怖主義案件,從北愛爾蘭汽車炸彈襲擊到 2005年倫敦自殺式襲 擊。當一個人白天的工作是與邪惡鬥爭,夜深人靜的時候難免思索人性的善惡。作為一位手不釋卷的讀書人,他偶爾會特別去翻看 C.S. Lewis 的著作。聽說他在 Lewis 的《地獄來鴻》 (The Screwtape Letters) 中找到了特別的慰藉,這是 Lewis 杜撰的一篇精彩絕倫的獨白,主角 Screwtape 是一名為撒旦服役的妖魔。 (順便說一句, John Cleese 幾十年前就錄製了這本書的完美音頻版,可以在YouTube 上找得到。聽說Andy Serkis 也錄製了一個版本。) “沒有急彎,沒有里程碑,沒有路標。通往地獄的最安全的路是緩坡又緩坡,腳下輕鬆又柔軟。” 我估計Colin 是從這樣的認知中得到希望和勇氣的:如果正確辨別邪惡,使它無所遁形,就會發現邪惡其實是脆弱的,甚至是虛張聲勢的。讓邪惡曝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貼上標籤,能使人免受誘惑,擺脫恐懼。正如我的朋友Tony Dolan 說的的那樣:“制度性的邪惡有著根本的矛盾,它同時可以強大無比卻又脆弱不堪。因此它那侵略本性,終將導致自我毀滅。 它意識到自身的道德荒謬,就像在善的海洋裡的隨時傾覆的一葉扁舟。” 邪惡最害怕的是公之於眾的真相。

那就讓我們大聲高呼吧。在此向我們的好警察 Colin Cramphorn 和全世界無私正直的公務員舉杯,我們感恩!感謝你們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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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