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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業評論:需要開始準備美中脫鉤

雖然Covid-19在今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佔據著新聞頭條,但一個更重要,更持久的問題已經在悄悄展開。許多企業很快就需要與之抗衡。逆全球化的加速,兩個敵對的經濟集團正在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另一個以美國為中心。

可以說,我們走向這個時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去全球化已經已經進行了十多年。國際貿易早就至少停滯不前,外國直接投資從2007年的峰值,在2018年下跌了百分之七十,我們已經目睹了新冷戰的開端小規模衝突。絕對非易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美關係出現了更多對抗性的變化。

新冠疫情為戰略性產品生產的產地轉移提供了理由,從而加速了這一脫鉤進程。日本政府剛剛撥出22億美元,讓生產企業撤離中國。新冠疫情也給中美之間摩擦增加了重大的爭議點,從疫情的責任問題,到北京很可能決定在香港結束“一國兩制”。

政治風險諮詢公司的消息人士向哈佛商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表示,美國企業如果把希望寄託託在2020年11月大選後逐步可能結束總統任期上,他們一定會失望的。首先,總統大選誰輸誰贏,這遠不是必然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如果說現在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一件事上達成一致,那就是中國的崛起​​需要被遏制。

2018年底,有學者對109家國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進行了調查,考慮一個冷戰的場景,有兩個專屬的經濟勢力範圍,並詢問企業的戰略對策。他們提供了兩大選擇:深度本土化,讓你的業務在中美勢力分界線的任何一方,都能在本地展開生產經營業務;或者撤出美國和中國其中一個領域。

在當時,拉開本土化戰略的序幕,將是一個戰略上略顯激進的大手筆。成功做到的企業,簡直可以表揚自己。但隨著逐漸緊張局勢的加劇和聯繫的縮小,深度本土化變得越來越困難。要求企業做好進一步中美脫鉤的準備。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意味著美國企業和在與美國有聯繫的市場上經營的企業應該做好以下準備。

1.減少業務在香港的存在。

北京已經明確表示要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規定。雖然該法的內容尚不清楚,但此舉明顯突破了香港的內部自治制度。中國的公開干預引發了對香港維持法治能力的質疑,而這也意味著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可能將不再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因此,企業應該準備好應急計劃,將敏感活動轉移到其他地方。引人注目的是,直接受中美競爭影響的美國企業,似乎也沒有做好準備。香港美國商會2020年6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減少者對國家安全法“非常關注”,60%的加入者認為該法會損害他們的業務。近半數對準者對香港的中長期前景持悲觀態度。但有三分之二的替代者沒有針對該法和緊張局勢升級制定任何應急計劃。

2.將供應鏈遷移到政治上更安全的國家。

最近將製造業務轉移到中國周邊國家的努力可能還不夠。比如蘋果,谷歌和微軟在越南和泰國加緊生產的替換。如果歷史可以為現實提供指導的話,鄰近性是預測某些國家成為其中經濟集團成員的例如,很少有東歐國家會自願加入華沙公約。公司至少需要考慮到世界大部分區域可能不再是其供應鏈的切實可行的東道國的可能性。相反,企業需要考慮在更遠的地方(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安全”的國家建立能力。例如,蘋果公司的製造合作夥伴將將目光越來越多地投向東亞之外的印度和更遠的墨西哥。

3.重新評估與中國企業和大學的關係。

在考慮到潛在的軍事應用的先進技術領域時,這些關係的陷阱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如果中美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被理解為零和遊戲-一方的收益就是另一方的損失,那麼其他看似無害的關係也將受到影響。越來越多的公司可能會發現自己(無論公平與否)被列入美國的“實體列表”或中國的“不可靠實體列表”,整個行業或例如,中國去年因中國高管孟晚舟被捕而對加拿大採取了懲罰措施,採取了替換加拿大公民(判處其中一人死刑),並限制進口加拿大菜籽油的行為。挪威(三文魚)和澳大利亞(牛肉)也曾因糾紛遭到類似的懲罰。你的行業,公司或高管可能是下一個。

4.在投資風險評估中考慮地緣政治因素。

一家公司依賴於另一個集團中與美國相關的市場進行的投資可能越來越難以證明其合理性,包括承諾投入新資金以維持現有運營。投資者將不得不解釋為什麼他們通過投資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從而為對手的力量做出貢獻。在中國的背景下,關於經濟發展帶來民主化從而帶來和平(“民主和平”)的論點變得站不住腳,在習近平領導下,民主治理的機會已經減少。

經濟相互依存使衝突可能性降低的命題(“商業和平”)似乎是可信的,但事實是,中國或美國因失去經濟相互依存而付出的經濟代價相對於其國內生產總值而言很小。例如,美國GDP的規模(2018年為21.5萬億美元,最新可用數字)足以在半週內取代美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全部價值(2018年為1,170億美元)。簡而言之,公司在製定投資計劃時需要開始考慮地緣政治衝突。

目前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的嚴峻預測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有可能再次享受到接觸和國際合作的成果。我衷心希望如此。但是,希望本身不是一種策略,有備無患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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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