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夏秩序，#多華秩序。這個是與 #中國秩序 相反的。不能說諸夏秩序乃「多個中國」，因為中國秩序之必然趨向統一的，因為中國只能有一個，多中局面會因乎其自稱中國繼而合一。諸夏秩序，是沒有這股向心力的，因為導致此向心力的源頭被除了，該源頭就是漢字。
類似 #諸夏 的秩序，在東亞歷史上屢次微萌，但往往都未能破土。分裂不是諸夏秩序的最重要指標，故此三國、魏晉南北、五代十國等中國分裂時期，稱之為諸夏秩序，不太合適。比較像諸夏秩序的，有春秋戰國，宋朝，以及民國時期。「諸夏」一詞出自春秋戰國，而正因當時「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所以沒有一國能無異議之下稱己為中國。兩宋時代，北方林立了西夏、金、遼等，再遠一點亦見日、韓、越等國。而到了民國時期，猶如春秋再臨，苟稱「寒夏」，中史稱「軍閥割據」。諸夏史觀則視之為諸夏之萌芽，尤其如廣東之陳炯明。不同的軍閥，或有中國野心，但部分亦或有地域野心，而且這個野心在清末民初中國秩序因國力而且文字秩序的崩潰，而得到了被解放出來的「方言文學」互相影響，有了一定的離中性。茲離中性不強，最強只不過廣東。
其實，民國已經是建立諸夏秩序的最好時機，我等已經錯過了。觀乎當下，中共托中國之靈庇護，如獲神力，演繹出了近乎盛唐盛世，但代價甫開始浮現。也許，我們會認為斯代中國，太過強盛，無可匹敵，其實不然。我們的確不夠民國天時地利人和，但是當今離異中國的明顯勢力，已經有港、台兩地。而且日、韓都已經脫中了，進入了諸夏秩序的最外圍，越更完全脫離的諸夏的星系。大陸裏因乎中國得到了現代國家機器和科技，能成就幾代前秦夢寐以求的中國塑造工作。之前世代，國家機器往往到鄉村小城就無法在滲透下去，因為科技所限。故此，絕大部分活在底層的人，其日常生活很多時候與中國人根本毫無關係，所以上流社會那種「為國為民」「修身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論述，才能如此受重視——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能如此的，他們不可能有這一種的精神——因為他們不識字。這不意味他們某程度上有小國寡民的自由，因為他們是沒有有意義的自由的，在盛世時才活得似人。其餘非亂世時間，他們是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般。他們沒有自己思考為自己下判斷而繼而計畫自己人生，為己之義值而奮鬥競爭的理性動力。但現在全民普及教育，教的是國教，育出的是中國人。教育系統能系統式、工廠式生產中國人，「推普」能把所有的會形成地域分離的文化勢力攻剿至滅——吳語的完全死亡，例也。互聯網的控制使所有信息都一個體系來呈現，加上漢字本身導致思哲不良的助力，使「中國」變成了一個貫穿全國上下貴族庶民的政治信仰——全部人都變成了中國人了。
從中國走到諸夏，有兩種的意義。
第一個是政治模式的改變，是從神權秩序走到民族邦國秩序。一方邦國，要建立民主，就得先判斷誰是民，才能建立一個讓這個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如果沒有民的確定，就會缺乏奠基邦體（state）的本體身分，民主在這樣的情況就會淪為「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私利競逐場而已，或會因為有多個民族存於一邦而出現分裂的問題。如果出現分裂，只有兩個方法，要不消滅，要不共存。而往往在表面上是共存的政策，實際上運作起來卻是消滅。中國所謂的兼容並包，和而不同，就是文化論述上共存，同一天下而為一天下的共存消滅現忱義忱。這個兼容並包，不是無感情的「你在我在大家在」的共存，而是「你是我，我是我，大家都是我」的包融——包之而融。蔣為文說：
在中國，他們利用「漢字共同體」做為近代「中華民族」或者「中國國族」的想像基礎。那些無法度跳脫漢字共同體的「壯族」、「苗族」、「瑤族」等，當然僅被當作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而沒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而那些跳脫「漢字共同體」、發展出獨特語言文字的舊成員，譬如越南、韓國、朝鮮和日本，均重新建構以自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想像。
那為什麼不能走實際硬政治操作的「包容」呢？為什麼不能走聯邦制，或甚至邦聯制呢？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回答了——不論你如何設計這個嘗試承載中國的政治體制，都不可能真正有一種「你在我在大家在」的共存。因為漢字兆物觀生漢字神話，而漢字神話催生著「中國」這個具精神性的政治體，所有在其熏陶之下的政治體，都會自動趨向中國，繼而義順中央集權，導致聯邦制的政權分予形同虛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在中國之下，淪為一國一制，殖民治港，藏疆自治，二十年已變。「一國兩制」，只不過自一開始就是「改土歸流」——不是某些人說「如果不聽話就會廢一國兩制，然後改土歸流」，而是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改土歸流。而「改土歸流」，是漢字的必然政治結果。如蔣為文說：
漢字塑造 「漢民族」的「民族」假象。「民族」一詞，ti中國分別有種意思，有時指race（種族）有時是nation（民族or國族）或者ethnic group（族群）。中國的統治者根據需要chiah做bo-kang的定義；中國一直強調：中國是由56個民族形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中使用漢字的10億漢語系人口一律當作kang chit-e民族，伊的語言分支一律看做「方言」差。
此史也看從中看見，公民邦國主義（Civic Nationalism）是不可能的。中國之所以用什麼制度都腐敗，是因為其文化，而這個文化淹蓋任何對制度的追求。就算拋開中國而論，公民邦國主義也是一個不能自洽的論說。公民邦國主義曰，邦國之民，可以共同的政治體制價值觀來維繫，而且這樣構建的邦國體系，合義有益，可取。但政治體制的價值觀，不是一個能夠牽動人心的價值觀體系——法治、自由、民主，這些的體制，要靠法治、自由、民主的價值來維繫，但法治、自由、民主這些的價值本身是非常複雜甚至沒有終極論述的價值，甚至是不可能有終極詮釋的。故此，大家可以名義上認同法治、自由、民主，但只不過名同而已，內涵根本不一。而且，要把這一些價值致用，文化就必不可與其相沖。反之，如果文化能闡明或推導出這些價值觀，那茲茲義值，就當必較之安全了。而中國這個文明本身，文化不能推導出民主，更不能支持民主或維持民主。陳祖為教授的儒家民主，闡發孟子而建立的所謂民主，最終都是得不出民主中最重要的「為己立法，為己立命」的操作。去中國，立諸夏，就是脫離神權政治到民族邦國政治，是構建民主的第一步。這個是第一個的意義。
第二個的意義，更為巨大。
從中國走到諸夏，其實一個華夏文明的啓蒙運動——是東方的Enlightenment。
確然，只有兼乃啓蒙運動的諸夏，才能成功；成功的諸夏運動，必定為啟蒙運動。安迪生（Anderson）把世上眾多的國族主義闡發，理解於神權政治的崩塌背景之下。泰西的國族主義的興起，背景是基督世界（Christendom）的衰落，是拉丁文這個神權所用、有神權性的語文的衰落。拉丁文為神權所用，故此語文具有神權性，但是他本身沒有精神性。但漢字是有精神性的，故此它衍生的政治是自動自然的。神權語文衰落，國族語言興起。而神權語文的衰落，解放了黎民的思哲，使整個神權的宇宙觀和思哲體系都被推翻。啓蒙運動，就是推翻。但這個推翻不是純粹另一個體系消滅了神權範式然後彼可取而代之的推翻，而是一個自己推翻自己的過程。西方的啓蒙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神教的自我推翻，用另外一個詞就是推演。自中世紀的安瑟莫（Anselm）透過「上帝本體必有論」（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來證明上帝存在，就是已經拿上帝的按乎定義應有且必有的本質來開始研究上帝。因為上帝，是絕對的——絕對，是無矛盾的。故此，上帝是可以透過「理」來知道其本體和本質的。但我們可能反駁，此舉只不過是用跟上帝無關的理則來處理上帝，而不是上帝處理自己。茲或有理，但就算理則是一個獨立於上帝的東西，不意味上帝的本體不關事——有理則，不意味上帝必然可理疏。如果上帝的本質是不理的，那理則根本就不能觸碰，上帝就會淪為「道可道，非常道」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認定「上帝即理」，才能「上帝可理之」。這個「上帝可理之」的信念，必須是上帝自己概念的東西。而正正因為上帝可理之，而上帝皆所有，所以所有皆可理之。這個就成就了笛卡兒、斯賓諾莎、萊比列茲、康德、黑格爾等的理性主義者。所以，「啓蒙時代」又稱「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此外，西方有很多的啓蒙經典，是來自基督，結論卻與基督甚遠。霍布斯因《利維坦》而出名，但其實它寫了非常多關於上帝本質的討論。洛克的《政府論》，雖然開章就捧打以引經據典來義立「君權神授」的政治論，但他自己的邦體義立和構建也是出自關乎上帝本質的前提的。笛卡兒，醉心研究上帝。牛頓在我們眼中，是歐洲第一個科學家，但其實他更加是一個神學家，也是歐洲的最後一個煉金術士。他的科學，是出自於對上帝的追求，以上帝的理則和本體來指導他如何尋找上帝。
上帝怎死？是被理殺死的。我們認定「上帝可理之」，但因為上帝絕對不可矛盾，所以我們梳理上帝時，必須避雷，但又需要靠近上帝。矛盾，就是當我們嘗試梳理某個上帝的範疇時，發現不能行，故此放棄。康德的著作非常明顯展示了一個驚為天人的乃茲操作：他向世人宣告了「本體」是不可知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這個就是放棄研究上帝某個範疇的舉措。這是承認「上帝可理之」錯了，但還不算否定「上帝即理」。整個啓蒙運動，其實就是陸陸續續承認梳理上帝的失敗——但卻成為了實際知識的爆發。「上帝可理之」節節敗退，最終連「上帝即理」的核心都被質疑了。上帝即如斯被殺。尼采說上帝已死，殺死了上帝的不是人，而是它自己。而在殺死上帝的過程，我們就能變得更像上帝。尼采擔心的就是，我們殺死了上帝，但我們因為自己的選擇而不變上帝，結果淪為「最後的人」。剖析上帝，上帝死了。
諸夏運動，就是我們的啓蒙運動，是中國人把中國這個精神如同上帝的東西殺死的運動。這場運動，是脫離神性，奔向理性的運動，故此必燦爛——是會產生巨大文明躍進的效益。這個我們在寒夏民國已經看到雛形了。故此，諸夏秩序不是單純的一個國族發萌，而是整個文明的闡發和演進，是一個玉化為瓊的產品。我們要剖析中國，讓中國入淵。
要建立諸夏秩序，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難處不在於經濟建設。確然，諸夏把一個巨大的自貿區分裂，恐怕會釀成龐大的經濟衝擊，經濟上的協同作用大大消去。但這個不是一個好理由，因為中國給予你的經濟協同作用，給你盛唐，但也給你文革，茲上文已道。中國之可予之，中國亦可奪之。況且，這些問題，都能透過聰明的政經操作來解決。有人會說，那諸夏之後，如果邦聯制，作為好像歐盟的操作，一統貨幣和自由流動，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歐盟解放了巨大經濟利益，但也生產了其獨因其而生的經濟問題，而這些經濟問題只能透過政治解決。政治的解決方案就是去邦聯立聯邦，政治統一，變成為一個超級邦體。中國化諸夏之後歐盟化，在中國的背景下，必定會使中國復活。
陳雲的「華夏聯邦」，主張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與日本、韓國、朝鮮、越南、新加坡、琉球群島等漢字文化圈國家以至南洋諸國締結成華夏邦聯——歸根究底還是天朝主義。諸夏之後聯邦，那為什麼不一開初就多快好省一個中國？孫中山就是因此所以反對聯邦主義。他在其著作《三民主義》有言：
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來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美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
諸夏之後再聯邦，其實就是中國主義未死盡，是一個論中國主義不夠中國主義的中國主義，論自由主義不夠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中華聯邦主義，就是一個懵懵懂懂的雜不楞自助餐主義。另外一方面，諸夏秩序的建立比歐洲多國分立難得多，地理所致。中國本土是一個巨大的圓盤，沒有海峽或半島的分割，軍隊要從一國到另外一國，直線走就可以，不用兜圈或犯出海之險。 故此，諸夏要維持分野的局面，是要龐大的經濟和文化離心力的。
漢字所生的精神性不能透過社會經濟手段來解決或抗衡。漢字的威力非常，所以改造漢字和轉用漢拼混用的，一定要是多個諸夏國，而非只是單方執行。官話必須分裂，變成為不同的民族——四川話和東北話都是這樣做潛能非常好的官話支流。吳越必須透過建立小字而立國。粵語必須脫離他跟中國的曖昧關係。而此外，神州大地必須要林立城邦，這個最為適合民主化和公民化的政治體制——把北京、天津、上海、潮汕、香港畫作為城邦，如威尼斯共和國、荷蘭。在中國的內陸，要建立城邦——關中一帶必須有。如上所道，這些國家必須離開漢字，但不必全盤廢除漢字——除了走拼音化路線之外，私改漢字都是一大良法。同樣可為的，是攫取舊有中國文化和象徵、符號、圖騰，並重新賦予意義和社會地位。譬如，關中地帶可以重塑唐風，但語言文字離開漢字，那就可以美感上捕捉到人的認同，但又不致於墮華。美麗的樓宇是不能自己產生漢字的那種精神性的。寧夏，也可以重新使用西夏文——但這個當然必須要大量的西夏文工作，且也得把西夏文現代化。「用」的意思不是指全民教育西夏文（傻乎哉？），而是把他構建為一個上流高級文化的呈現和象徵，民眾只需在日程生活中接觸到一些而略知一二就可以，猶如當今泰西拉丁文的地位。其實，我們現在正正就是有時候會這樣使用小篆和甲骨文——我們只要把這樣的操作保持，但改用女書、西夏文、女真文、東巴、等等，就可以了。
諸夏，必然是美麗的。成功的諸夏，因乎其魅力所以成功。而諸夏，是可能的。我們能從此岸走到彼岸，能夠讓東亞發出一個極度燦爛的文明，為全人類貢獻。這個文明，當今日韓只不過乃側面而已。諸夏會為其民帶來難以想像的富足、文化修養、和複智性，使他們變成為人。改造漢字，讓東亞從中國的天朝秩序中脫蛹化蝶。改造漢字，讓中國消亡，讓諸夏出世。
來源：《漢字：神話與兆物觀》（品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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