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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鵬:尊嚴

李承鵬寫於2012年底的這篇文章,收錄於《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說: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以及死去的尊嚴。

《左傳》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齊莊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她暗通款曲。可這件事被棠薑的老公崔杼察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士們將其亂刀砍死。
 
崔杼是齊國重臣,他對前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史官並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很生氣,拔劍殺掉了史官。史官死了,按當時慣例由其弟承繼其位。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拔劍又砍了新史官。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砍。最後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並不作答,默默寫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良久,嘆了口氣,放掉史官。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就告訴他這個故事。而我想強調的恰恰是這故事讓我一開始很抗拒寫作,它表明,寫作純屬找死的事。我這麼庸俗的人當然不會乾一件吃力找死的事。加之家族從文者命運悲涼,中文系畢業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跟文學毫無關係也毫無風險的遊戲,並暗自慶幸。
 
可漸漸地我發現另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隊進行,實際並非這樣。一名球星告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有隊友把球往自家門踢,場上是三支隊了。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直到散場時我才確定,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有個叫“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遊戲也要有尊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工作就是把五支證明成兩支,證明得文采飛揚的樣子。這個不斷修改大腦數據的過程讓我痛苦不堪,越發失去智力的尊嚴,我從文學躲進遊戲,可在一間沒有尊嚴的大屋子裡,每一個角落都很猥瑣。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結尾:年輕的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去,遇上一位南史氏,也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人。年輕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說:“我聽說你幾個哥哥都被殺死,擔心被篡史,特意拿上竹簡趕來記錄”。我覺得這個結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工作而死,而南史氏則是典型的主動找死,這叫前赴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2008年汶川地震,壓在殘垣斷壁下還動著的孩子小手,花花綠綠的衣袖體溫尚存,你很想衝上瓦礫救那些孩子,卻怕豆腐渣工程引發二次坍塌中斷他們其實必然中斷的生命,太陽慢慢西下,他們幼小的身體慢慢冷卻,臉龐平靜得彷彿只是在睡午覺……我終於明白,我確實該回去了。這,就是我的來歷。
 
我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骨子裡畏懼節烈的東西,做不到南史氏手捧竹簡沿青石板路向死亡迎上去的義舉,那身影猶如一道彩虹直掛天穹般壯麗。我只能低頭琢磨尋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識。這些故事和常識,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這些事、小小的常識,其實就是尊嚴。

只不過我們曾經丟失,或假裝丟失。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智力的尊嚴。很長一段時間,這個民族失去智力尊嚴。趙高說:“這是一匹馬”。人們就點頭:“是啊,好快的一匹馬”。趕緊修改掉腦子裡的數據庫:馬是長角的。後來又有人說:要大煉鋼鐵。於是家家砸爛家裡的鍋碗瓢盆,村村建起煉鋼的高爐。大家歡呼:“快,煉了鋼造坦克去打敵人”,假裝看不見煉出來的一砣砣東西,一捏就是一個坑。那一砣砣東西和那一匹馬是不存在於物質世界的,只是大腦被強行安插的木馬。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鋼鐵量超過了歐洲,農作物產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等著我們去解放。那件事有個結尾:人們並沒有煉出鋼,地卻荒了,飢腸轆轆回到家發現不僅沒有糧食,連做飯的鍋都沒了。這個景象慘烈與幽默並存,全民都在熱烈地干一件蠢事,並互相說服這是事實。
 
讓飢餓的農民相信畝產兩萬斤,讓產業工人相信柴桿煉出的鋼能造坦克,這種讓智力蒙羞的事一直延展到唱紅歌能治不孕不育,一個叫阿貴的丈夫為了感恩,讓妻子李彩霞拖延兩天再生,以方便讓自己的孩子跟領袖同一天生日。
 
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擊穿,世界上最幸福孩子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所以尊嚴也是一種記憶。我看過一部韓國愛情片,名字好像叫《腦中的橡皮擦》,那個女孩子患了失憶症,時時想不起自己是誰,幹過什麼。有個男孩就照顧她,帶她騎單車,講浪漫的故事……這愛情片美好得一塌糊塗,因為既然失憶,個人的缺點和糟糕的回憶隨之抹去,眼前盡是天使。
 
一個人患了失憶症也許並非壞事,可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就很不妙。一個人的失憶可以是文藝片,一群人的失憶就是災難片。多少年我們腦中一直有塊橡皮擦,比如那個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後來有個叫贏政的人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再後來還有個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再再後來……
 

有一天我去到南方那座著名的高架橋,那座橋因動車追尾死過很多人。可沒看見紀念碑,那個曾經蓮花綻開的池塘也被堅固的水泥填平,倘走過,根本不會意識到池塘下曾掩埋過一節巨大的車頭。又過了幾天,北方一座橋也側滑了,死了好幾個人。經調查責任人屬於臨時工,在這裡,臨時工是萬能的橡皮擦。米蘭昆德拉《笑忘錄》裡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你連記憶都不敢,哪兒配擁有明天。
 
有段時間我狂妄地認為自己寫作是為了追求公平,後來才懂得,渺小無知的我頂多敘述點個人體驗,且這種體驗大多時候也只不過是荒誕喜劇片段。
 
我小時候住過的成都打金街267號,一處清秀的宅子,楠木書房、鏤空花廳,隨處可見墨菊和丁香水仙,透過窗檁,是大慈寺巍峨的廟頂,朝聞香火夕聽木魚,滴水簷下雨水打出的一排排整齊淺洞,表明這家族來歷已久。聽老人說,這家族的人們和睦相處,每天上堂屋拜天地君親師,偶有生活爭紛,可從未翻過臉。這家族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抗戰那會兒,院裡兩黨精誠合作,跟隨國家打跑了日本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個宅子一夜間爆發了最大的內戰,起因是:一些人喜歡在院子裡種花,是資產階級,另一些人主張在院子收集廢銅爛鐵,代表革命群眾。這場內戰持續很久,每次戰鬥起因也很奇怪。七十年代我已醒事,還記得西廂房的三伯脖子上掛著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滿臉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種了些愛吃的香蔥。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暫擔任成都偵緝隊隊長,他種香蔥的舉動加上過往黑歷史使他成為院裡頭號敵人。兒子為了劃清界限親自主持批鬥會,另外一些親友則高呼口號。那天,一個特別革命的親戚高呼“打倒永青,保護江青”時,由於尾部實在太押韻,喊著喊著就成了“打倒江青,保衛永青”……家族的人們安靜下來,仔細聽,只剩他一個人兀自在喊,覺得不對時,已晚了。人們緩緩圍過去……當人群散開,他已被打得滿頭是包,活像一枚菠蘿。此時革命的他已變成頭號敵人。
 
整個院子無人倖免,人們輪流成為頭號敵人。偉大領袖追悼會那天,有個孩子看大人痛哭流涕的樣子很是有趣,沒忍住就哈哈笑了。他成了頭號敵人,站在高高的板凳上向領袖遺像承認了很久錯誤,才被放過。這個來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戰爭沒有拆散它,竟在那場莫名其妙的文化戰爭中反目成仇。等我長大才知道,那時元帥女兒也公開與父親劃清界限,郭姓文豪聽說兒子被迫害,並不出手搭救,眼睜睜看其夭去……所謂大義滅親,是最惡毒的成語,四個字就剪滅了三千年親情。
 
人們被洗掉了血緣譜系,竟把其他當至親。我常聽到兩個好玩的說法:一、政府是爹媽,即使做錯什麼也是為我們好;二、別總批評政府,像對成績不好的孩子,取得一點進步也該表揚。你看,一會兒把政府當爹媽,一會兒把政府當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當政府。古今中外只有中國人發明了“再造父母”這有違人倫的詞,這很沒邏輯也很讓親生父母沒尊嚴。我常看到人們為官員加班吃碗泡麵而感動,為城管沒打人只是瞪著小販而感動,為官車某次沒橫衝直闖而感動,這國家有個物種叫“感動”。其實納稅人跟政府就像消費者與自動售貨機的契約關係,是業主與物業公司的僱傭關係,你看見一個人對著自動售貨機大喊“媽”,對物業經理大叫“爹”,那一定是精神病院忘記了關門。
 
我這樣的表達方式會讓一些人不舒服。我講個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的議事廳展開一場辯論,有個叫科恩的調皮青年因反對徵兵,穿著一件印有“Fuck the Draft”字樣的夾克衫在洛杉磯法院走廊裡晃蕩,從而被定罪。可他最終贏得了官司。哈倫法官書寫的法庭意見是:“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在擁有眾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會,這不失為一劑良藥,時常充斥刺耳雜音的社會氛圍,並不意味著軟弱,它恰恰是力量的體現。”
 
一個人的粗話,卻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這是表達的尊嚴。
 
幾千年來這個民族沒有過正常表達,要么封住嘴巴,要么割掉雞巴,打磨掉你的尊嚴,讓你沒有反骨,國家才得以安全……可是你很難想像,一群連自己的尊嚴都不顧的人,會去顧國家的尊嚴。一群沒有尊嚴的國民,卻能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一群豬從來不會保護豬圈,就這麼簡單。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陝西鄧吉元,那個孩子八個月大時被強行流產的父親,他只是想討個說法卻被打成賣國賊,被迫跣足散發逃亡在大山里;小販夏俊峰,為了供孩子學畫畫擺了燒烤攤,就被城管圍毆,最後三條命同歸於盡;北京著名的“老張”,早年為了自留地20元補償差價走上了上訪的路,冬天穿著報紙和塑料布保暖,餓了去菜市場找別人剩下的雞腸肉渣煮來吃,為討個說法,他就在北京南城的橋下住了二十五年。蔡國慶深情唱“北京的橋啊,千姿又百態……”時,一定不知道北京絢麗的橋下曾有過老張的身影。
 
以及死去的尊嚴。那一年嚴鳳英自殺後,軍代表為了尋找根本不存在的“特務發報機”,用小刀慢慢割開她的身體,又用小斧一根根剝開她的肋骨。她死後被扒去全身衣服,軍代表竟激動大叫,“我終於讓你個反動派現出了原形”。這樣的事情發生很多,生得沒尊嚴,死得也沒尊嚴。或許只有傅雷夫婦保持了尊嚴,凌晨時分寫下紙條交待後事:600元留給女傭作為工資,55.29元付房租,剩下的53.30元作為火葬費……自縊前忽想到踢翻凳子會吵醒樓下鄰居,於是鋪上一層厚厚的棉被。他們連死都要盡量優雅,怕驚動這個世界。
 
我最想說的是美輪美奐的東西,我真正認為,才華來自於尊嚴。那些年,中國人向領袖表忠心畫了那麼多向日葵,並沒有誕生過一個梵高,跳了那麼多忠字舞,也沒出一個伊莎多拉.鄧肯。可是你看梅蘭芳先生的《貴妃醉酒》,大小雲手,眼波流動,四平調清美婉轉:“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玉兔又早東昇,那冰輪離海島,乾坤分外明,皓月當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廣寒宮。”
 
這國家太需要美輪美奐的東西,能創造出這些作品的人骨子裡恰有尊嚴。可有段時間我們只需要革命,不需要其他。你看革命樣板戲《龍江頌》裡的江水英,她鏗鏘地唱:“毫不利己破私念,專門利人公在先。讀寶書耳邊如聞黨召喚,似戰鼓催徵人快馬加鞭……”,毫無藝術可言,簡直是視聽災難。那些鐵姑娘眼神剛毅、線條僵硬、造型如山,有時我覺得,她們一生只需要革命,不需要生活,不需要戀愛,甚至都不需要來例假。
 
這讓曾寫出過“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李白情何以堪。
 
這讓創造過“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的南唐後主李煜,怎生回首故國月明中。
 
這些事,不是什麼大事,這些道理,卻不該被埋沒。尊嚴如此奇怪,它並不值錢,卻是我們僅有,尊嚴並不能產出什麼,卻能讓你通體放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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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