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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中國奇蹟與治理潰敗

旅美法學學者滕彪:本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武漢病毒,竟然肆虐全球;21世紀了還能把數百萬人關進集中營;在互聯網時代,竟能在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建立一個超越《1984》的高科技極權體制,這些才是中國“奇蹟”(China Shock)。在這樣的“奇蹟‘下,中國已上演教教科書級別的治理潰敗。

原文發表在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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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世的淒慘

2019年新春伊始,中國國家統計局曬出了上一年經濟成績單:全年GDP增​​長6.6%,位列世界前五大經濟體增速之首,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單從數字來看,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1495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14.14 萬億美元,增長了94.6倍,這個人類經濟史上的超級奇蹟似乎亮瞎了觀察家的雙眼。摩天大樓、高鐵火箭、互聯網、人工智能、電子支付、億萬富豪、名牌店、“一帶一路”, 說到“中國”,人們首先想到的大概是這些東西。

2020年中國春節前夕,新型冠狀病毒在“九省通衢”武漢爆發。封城、封村、封樓、封路,數不清的人家被用鐵鍊子、土堆封門,形同監獄;一度發生搶購物資,物價飛漲;交通中斷,商業停止,街道空空;各國紛紛撤僑、撤資、停飛中國;醫院物質缺乏,大量病患得不到收治,居家隔離的人們發出絕望的呼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切人監督一切人,“紅袖標”們濫施淫威;有孩子被餓死家中,有人絕望自殺,有人絕望殺人,火葬場屍滿為患……一幅淒慘恐怖的末世景象。

兩幅完全相反、但同樣真實的圖景發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度裡,這大概需要一個解釋吧?

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解釋,20多年來層出不窮。常見的說法包括,市場化改革、政府主導、出口導向、引進外資、私有企業、後發優勢、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人口紅利、地方政府間相互競爭、WTO與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華人資本主義精神”等等,各有側重、相互補充。但若把中國奇蹟歸功於所謂“中國模式”、“北京共識”,那就是在為專制政權擦脂抹粉。清華學者貝淡寧(Daniel A.Bell)就孜孜不倦地鼓吹中國共產黨集體領導的“賢能政治”,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沒有照搬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李世默則更肉麻地吹捧“中國治理模式”:中共的“黨先於國”乃是另一套處理人類事務的組織原則,它可以選賢任能、回應人民的需求、視野更長遠,而且具有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他粗暴地聲稱,中國的經濟奇蹟證明了中國製度比西方民主更優越。

難道高速的經濟發展不充分證明了中國式治理的成功嗎?

經濟高速發展當然不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製度的唯一標準,它也遠遠不是最重要的標準。在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環境、健康等更重要的指標上,中國的得分都不及格,甚至是負數。

我們單看國家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它包括政府的學習能力、體制吸納力和整合力、對社會的管理能力、政策執行力、危機處理能力等。此次疫情,完整地反映了中國的治理潰敗(governance failure,或治理失靈)。

(二)教科書級別的治理潰敗

掩蓋真相,封殺輿論,貽誤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據《南華早報》取得的中國政府數據,首位新冠肺炎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的一名55歲男子。 12月8日,已有數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新冠肺炎患者到醫院就診,如果及時關閉該市場並隔離病人和可疑病例,疫情不會擴散。可直到2020年元旦才關閉這個市場。 12月24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將病毒送廣州檢驗,12月27日確認是“新型冠狀病毒。”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已上報共七人包括一家三口被感染病毒,但武漢衛健委、國家衛健委仍通報稱“不會人傳人”。 1月11日已有死亡病例,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仍說武漢的情況“可防可控”。這期間疫情實際上在迅速蔓延,但官方的說法讓人們解除了警惕,人們未採取任何防護措施、也未取消任何活動或出行計劃。直到1月20日才通過鐘南山宣布新冠病毒“確定人傳人”,1月23日武漢才封城,1月25日才成立疫情小組。一份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工程大學1月2日下發的內部文件顯示,中共高層早已知曉此次疫情具有傳染性,並開始在內部採取預防措施,而大多數民眾還被蒙在鼓裡。中央政府1月3日即開始向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疫情,1月7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疫情問題,但決定不公佈。中共的掩蓋和拖延,是疫情迅速惡化的罪魁禍首。

打壓吹哨人和批評者,壓制民間機構,為民間救助製造極大障礙。 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因在微信群裡發消息後,立即遭醫院領導警告,武漢市公安局傳喚李文亮等8名醫生並對他們進行訓誡。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向媒體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醫院就要求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而地鐵員工也被禁止帶口罩,“怕引起恐慌” 。截止2月21日,“中國人權捍衛者”收集到416個在網上傳播相關信息而被訓誡和拘留的案例。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陳思明、高飛等,通過社交媒體發布疫情真相,均被抓捕、拘留或強制隔離。許志永博士嚴厲批評當局對疫情的處理方式,2月15日遭抓捕。艾曉明等發起公開信,很多簽名者遭到警告或傳訊。大多數國內媒體淪為宣傳機器、甚至成為騙子和幫兇;一度市場化或半市場化的媒體也在整肅之下噤若寒蟬,海外媒體也受到層層阻撓。 1月14日武漢警方在金銀潭醫院外短暫拘留了來自香港電台、香港商業電台、無線新聞和NOW TV的香港記者,並迫使他們刪除鏡頭。真相的傳播、信息的收集對於掌握疫情、採取決策、個體救援等作用巨大,但當局的媒體管控、刪貼、抓人,一直在起相反的作用。

批准和舉辦大型活動,造成疫情蔓延。政府明知情況嚴重,仍未採取任何公開步驟。 1月6日至10日,武漢市召開兩會;1月10日,全國春運大幕開啟;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兩會在武漢舉行。兩會期間,武漢通報無新增病例,外界誤以為疫情被控制。甚至在封城前四天,官方仍組織四萬家庭參加 “萬家宴”,事後此小區居民感染極為嚴重,事後有人評論此次“萬家宴”形同謀殺。武漢市文化和旅遊局1月20日竟發放20萬張免費旅遊券。 1月21日,湖北省委舉行春節團拜會,一些演員帶病參加演出。為了維穩,為了創造本部門的“政績”,為了兩會的政治任務,為了營造節日氣氛,政府在長達一個月多的時間裡隱瞞消息、淡化疫情、甚至特意舉辦大型活動來消除人們的擔憂。這期間,官方不知舉行了多少大型活動,不知多少人在毫不知情或毫無警惕的情況下被感染。

封城不但沒有起到防止瘟疫擴散的效果,而且帶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新的人道災難。在疫情嚴重、無法掩蓋的情況下,當局粗暴地突然決定將1100萬人的整個武漢封鎖,之後全國數十座城市紛紛封城。沒有任何民主商討過程、沒有任何周密計劃、也沒有給居民提供足夠的預警。在500萬人已經離開武漢、幾億人已經春節返鄉或去往世界各地的情況下,封城為時已晚。美國醫生Rajeev Fernado認為,“這是原始的行為和思維。這麼大規模的封城,是強迫健康人與感染者混在一起,讓更多人感染。”封城、封路導致物流中斷,食品、藥品、生活必需品的運輸非常困難,連醫護人員上下班、市民看病,交通都成了問題。酒店把客人趕走,來不及離開的外地人無處安身。封城在不少地方一度造成搶購和物價飛漲,中低收入的民眾更雪上加霜。封城造成的恐慌、混亂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也導致大量的人們“偷渡”到鄰城或鄰省。不但封城,而且各地紛紛封村、封鎮、封小區,用鎖頭、土堆、電焊、封條等辦法無數家庭強行關在家裡。深圳施行出入證制度,一夜之間很多人睡在大街上。全國越來越多的居民區、鄉村憑票證出入,造成極大不便。強迫全國幾乎所有人口不出家門,這只有最可怕的極權體制才做得到,不但粗暴踐踏人權,而且會造成巨大的人道災難,已經發生17歲腦癱孩子餓死家中、1歲半孩子餓死,以及自殺、去世多日才被發現等諸多慘劇。

管理混亂、朝令夕改,隨意徵用、沒收、扣留救急物資。華南海鮮市場長期存在環境髒亂、假冒偽劣、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等問題,卻得到政府各部門的長期庇護。 1月26日汕頭通知要封城,人們紛紛逃離,物價飛漲,不得不很快取消。 2月24日武漢通告有條件開放外地人員出城;但4小時後收回成命。安徽蚌埠一度把市民每天的採購時間限定在早8點到10點之間,導致人群扎堆,交叉感染機率大增。雲南大理、蒙自市、遼寧瀋陽分別扣押了外省市的大量口罩。一些醫院的正常手術都停止。紅十字會拒收救援物質、拖延分發救援物資、走後門優先送給領導或關係戶、將捐贈物資變賣獲利等惡劣事件,在社交媒體上頻頻曝光。人們對中國紅十字會的腐敗和低效深惡痛絕,但武漢市政府堅持要求所有捐贈必須經過當地紅十字會。醫院裡病床不夠,醫護人員、醫療設備、防疫物質都嚴重不足,醫護人員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導致感染。各地紛紛實行簡單粗暴的全封閉管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資由鄉鎮街道及村(居)委會負責配送,老百姓對價格無從置喙。因為交通封鎖而致蔬菜、水果無法外運而腐爛、被迫拋棄的情況,家禽、蜜蜂被餓死的情況,時有報導。瘟疫尚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中共又極為擔心經濟崩潰,急急強令各地複工,導致多處工廠發現疫情。

公佈數字不實。官方的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也被廣泛質疑。大量的疑似病人被醫院拒絕收治或確診;很多醫院的檢測盒不夠,可被檢測的人數有限;街頭有突然暈倒或暴斃的病人;在醫院或居家隔離的不少人在被確診前死亡;武漢等地的火葬場人手嚴重不足,殯儀館每天24不停運轉並向外界求援運屍袋,高價外請幫工。很多病人反映:儘管醫生通過症狀和CT拍照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是武漢肺炎,但若確診就要國家付費,因此而不被確診。真實的數據對科研、對各國防疫措施、對普通人的指引等等,都非常重要,但中國的統計為政治服務,已是公開的秘密。 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兩會期間,新增病例的數字就神奇地變成了0。

隨意封門堵窗、強闖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關人、侮辱人格。湖北孝感某地村民因需要種地謀生而不願被封鎖在家中,立即遭到數名持槍警察鎮壓。 2月13日,河南濮陽一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門,被防疫人員捆綁在一根牆柱上咆哮訓斥。很多人因為未戴口罩而被反綁雙手、遊街示眾、強迫高聲朗讀防疫政策,有地方把人強行關押在體育場、閒置學校內集中“學習”。武漢市青山區居民陳和建因在“封城”期間外出,2月24日凌晨回家時被多名管制人員毆打致死。湖北大學3棟宿舍被緊急徵用,但學生的個人物品當成“垃圾”扔掉。武漢、孝感等多地曝光用垃圾車給居民運送肉菜食品。執法部門對各地發生的歧視武漢人、湖北人的惡性事件沒有作出回應或禁止。一些措施事實上是在強化對武漢人、湖北人、新冠肺炎病人的污名化。中國政府本來就蔑視人權,疫情爆發所啟動的全民動員體制,似乎恢復了文革記憶,各種極端口號、各種荒謬政策層出不窮;戴上紅袖標的人似乎掌握了生殺大權,在抗擊疫情的口號之下,公民的自由、尊嚴、生命更是被當作一張廢紙。

拒絕國際合作與支持,推銷假信息和陰謀論,製造國際敵意。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向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壓力,要其不要宣布武漢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WHO至少推遲了一周才宣布;總幹事譚德賽多次肉麻吹捧習近平以及北京應對疫情的透明度和速度。中國政府拒絕與台灣分享真實的疫情信息,還藉機矮化台灣的主權地位,阻撓台灣撤僑,並施壓WHO,禁止台灣參與WHO體系防疫相關會議與活動。美國政府多次請求派專家到中國參與救援,但均被中國政府拒絕。為報復《華爾街日報》一篇關於疫情的評論,驅逐了該報三名駐華記者。 2月26日世衛組織稱,中國未分享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資料,這對全球防疫的努力,造成一大缺口。中國外交及宣傳機構大肆鼓吹假消息和陰謀論,甚至暗示是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轉移視線,反咬一口,把髒水潑向國外。這些都是中國政府“惡治理”走出國門的表現。

三)經濟奇蹟的陰暗面

難怪BBC的一個評論說,中國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幾乎完美再現了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有關公共治理的失敗案例。”那麼李世默等吹捧的比西方民主還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哪去了?難道不是高效的“中國治理”導致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嗎? “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反映了中國體制的優勢嗎?這需要一些說明和分析。

中國的經濟奇蹟背後,是自由的剝奪、普遍的腐敗和環境破壞。繁華表象的背後是種種黑暗和不堪:權貴的瘋狂掠奪,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和巨大的貧富差距;中國基尼係數名列世界前茅,是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人權和自由被普遍剝奪:勞工工作環境惡劣,低工資、低福利、沒有獨立工會和罷工權;民眾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沒有選舉權;宗教信仰遭迫害,大興集中營,藏人、維吾爾人生活在人間地獄;制度性的冤案、酷刑、黑監獄、強迫失踪、徵地拆遷、強制墮胎、戶籍制;畸形的發展模式還造成了資源的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以及社會道德倫理的墮落,如此等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既不可複制,也不可持續,而且遠遠不像它看起來那麼光彩照人。 “當作惡者有權有勢,善良人受苦受難,當人們的自由被剝奪,尊嚴被貶低,信仰被消滅,正義遭踐踏,所謂的經濟奇蹟還值得驕傲嗎?”(滕彪:《中國經濟奇蹟的陰影》https://www.poliquads.com/post/the-shadow-of-the-china-miracle)

經濟快速增長,完全不能反推中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正當性或優越性。促使中國經濟騰飛的可能因素包括出口、私有企業、外資、人口紅利、WTO等,只有很小一部分與治理方式有關。但人們常常忽略的一條是“低人權優勢”。恰恰是正常國家不可能容許、也不可能做到的壓制言論與結社、無底線壓榨勞工、官商勾結和無視環境生態,使中國成為資本賺取利潤的天堂,使中國產品價格具有所向披靡的“比較優勢”。

在災難和公共危機面前,專制暴露了巨大的劣勢。雖然有的專制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比民主國家更快,但總體上,自由民主更能促進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除了石油國與新加坡之外,人均GDP前50位均為民主國家。尤其重要的是,按照著名的阿馬蒂亞·森的對人類飢荒史的考察,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這種慘劇,完全是極權暴政下的人禍。無論是唐山大地震,還是汶川大地震,都是死於人禍的人數遠遠高於死於天災的人數。

(四)治理潰敗的製度原因

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潰敗,並非始於武漢疫情的特殊時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機時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說中國經濟奇蹟有著多種多樣的複雜因素,治理失靈則是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必然產物。

專制政權勢必壓制信息,而扭曲的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會導致錯誤決定。專制政權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它的所謂“合法性”,要么建立在經不起推敲的意識形態系統之上,如歷史的必然性,某某階級或政黨的先進性,等等,要么建立在所謂“經濟績效”之上,或者是兩者的混合。這就需要歪曲歷史、掩蓋真相、禁止人們自由出版、集會、遊行;無論如何,沒有對信息和表達的嚴厲壓制,它一天都統治不下去。統治者喜歡“報喜不報憂”,較壞的情形是王小波說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於是壞消息沒了。有時候飢荒或失序並非因為物質短缺,而是因為信息控製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類似的效應是“狗咬尾巴定律”:審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審查制度的傷害;當局用來欺騙民眾的虛假宣傳或錯誤信息,把自己也欺騙了。姑且不提殺地主、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破四舊、文革、嚴打、天安門屠殺、鎮壓法輪功、新疆集中營等反人類罪行,近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戶籍制、三峽大壩、任由生態環境破壞的唯GDP主義、驅逐低端人口等等,都是給人民造成了極大傷害、給中國帶來極大隱患的錯誤政策。

出於專制的需要,中共系統性地壓制民間力量。獨立的工會、農會、行業協會、媒體被禁止存在,非政府組織、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社交媒體、家庭教會、志願者團體等,以及任何試圖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都受到嚴格限制或者遭受殘酷迫害。情況歷來如此,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更變本加厲。大量NGO被關閉,維權者被判刑,宗教團體被進一步迫害。這樣,民間在收集傳播信息、公共健康教育、籌措物資、自我組織和協助處理危機等方面的作用完全無法發揮。在這方面,法律不是廢紙一張,就是“一直充當政治的打手”。 (勞東燕)在公共衛生事件或其他重大人權事件中,中國也曾出現不少吹哨人或人權捍衛者:高耀潔、蔣彥永、胡佳、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吳立紅、王淑平、吳淦、劉飛躍、趙連海、唐荊陵、許志永、伊力哈木、黃琦等等,但他們無一能避免被消聲、被判刑、被流亡的命運。

專制體制難以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毒食品、毒疫苗、黑磚窯、艾滋村、癌症村、上訪村、鬼城、霧霾、礦難、非洲豬瘟、聶樹斌死刑錯案、“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社保黑幕、基金黑幕、p2p騙局等,這類事情一再發生,一錯再錯,背後是根深蒂固的、交錯複雜的製度安排。專制體制的決策沒有經過民主商談、沒有投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必然不斷犯錯;同樣道理,犯了錯也難以糾正、事後也難以吸取教訓。習近平把中共從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定於一尊”的結果是,犯錯更容易,糾錯更困難。 2003年政府隱瞞SARS疫情四個多月,導致蔓延29個國家和地區。這次疫情,中共沒有任何改進,而是變得更加惡劣,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球。

官場的逆淘汰與“磨洋工”。雖然中國黨政機關中也有智商高、能力強的官員,但在官場如魚得水的往往是溜鬚拍馬的好手,所以存在“官場逆淘汰”之說:講真話、講原則、潔身自好的人要么淘汰出局,要么沒機會晉升。因為官員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他們只需滿足上級制定的一套考核標準;人民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問責的渠道。官員選拔中存在嚴重的腐敗:買官賣官、任人唯親、裙帶關係都極為普遍。中共的“政治掛帥”,也使官員把意識形態、政治忠誠、維穩、個人前途等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環境、長遠效益等放在次要位置,而法治、民意、人權更等而下之。多數官員是為了特權、腐敗的機會才去當官的;沒有好處的時候就會選擇“磨洋工”。很多人觀察到,習近平選擇性的、運動式反腐讓地方官員降低了工作動力,“怠政”現像日益嚴重。

專製造成體制性的腐敗以及對民生的忽視。腐敗既是治理潰敗的表現,也是治理潰敗的原因之一。財政無民主,開支無監督,大量納稅人的錢財被用於維穩、軍費或形象工程,或被官員貪污。工商、司法、稅務、衛生、交通、教育、人事、金融、軍隊等,每個部門都腐敗,這導致了體制性的連鎖式治理失靈,比如豆腐渣工程、冤假錯案、城管暴力、假冒偽劣、黑社會、買官賣官、強制拆遷、黑監獄等,不勝枚舉。即使在公共健康領域,政府也與民爭利,有學者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醫療產業當成了搖錢樹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公共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為4.98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02%)的一半,遠遠不到美國17.07%的三分之一。考慮到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在分配過程中極度傾向少數特權群體,中國的公共衛生醫療的公平度,居全球最差之列。有人計算,到2014年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超過6400萬,中國的官民比達到1:18,行政成本高得離譜。納稅人要養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團委、軍隊、事業單位,不堪重負。公款出國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這三公消費達到9000億人民幣,還有對外的“大撒幣外交”,都大量擠占了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民生支出。

專制導致對政府的不信任。喬治城大學免疫學專家Alexandra Phelan教授說:“公共衛生依賴於公共信任。”中國的專制體製造成了貧富懸殊、官民對立,既破壞了對政府、法律和媒體的信任,也破壞了民眾之間的信任。信任的缺失極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和執法成本,帶來資源的浪費;在出現公共健康、食品、天災人禍等社會危機時,會加劇治理失靈的效應。比如,對官員的長期不滿、對官方數據的懷疑、對紅十字會這種準官方機構的徹底失望、對謠言和假信息的心理依賴,等等。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負面效果。建設機場、高鐵、工廠等大項目,可以一聲令下,徵地拆遷,集中資源,迅速完成;不必管什麼可行性分析、法律依據、資源調配、環保、勞工權利等。十天建成一個大型醫院(火神山),被宣傳成“中國速度”、“制度優勢”。但這背後問題很多:人權被踐踏;環境被犧牲;缺少法律依據或程序合法性。在緊急和復雜的局面下,單憑領導拍板容易出錯。很多“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造成資源浪費;集中力量所干的“大事”,也很可能是大壞事或大錯事。中央集權、一把手獨裁,會打擊地方的主動性和專業人員的作用。舉國體制、群眾動員與一刀切,會缺少靈活性,造成民眾利益受損。

從病毒被發現到中央公開疫情,花了好幾個星期;但抓捕網民、刪除真相、驅趕外媒,則毫不遲延;這才是中國速度。本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武漢病毒,竟然肆虐全球;21世紀了還能把數百萬人關進集中營;在互聯網時代,竟能在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建立一個超越《1984》的高科技極權體制,這些才是中國“奇蹟”(China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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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