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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嚴歌苓: 借唐婉三字:瞞,瞞,瞞

作家嚴歌苓就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撰文,她寫道: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為加害於我們的人隱瞞?隱瞞他們的羞恥嗎?歷史上有多少個時機,該他們感到羞恥,對他們犧牲的人民賠罪?可我們放過去了。悲劇都是稀里糊塗地收場,不久悲劇又上演了,劇情彷彿剽竊,還是一個瞞字了的。

遙望武漢,春風又綠漢江岸。而這是個多少人沒有等來的春天。這是個多少逝者無法被吻別的春天。這是個被一千三百萬武漢人錯過的春天。

我在柏林,遙遠地陪伴武漢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鐵柵欄內,也是一天天錯過了早春。院裡院外,野花都開了,最近開放的是勿忘我。花朵雖小,但一藍一片,藍得靜謐而傷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間終究薄情而善忘,誰又堪勿忘?假如我們民族都長了一副好記性,記住一次次災難,我們的記憶存儲盤早就爆了。

這已經是我們家自我囚禁的第三週。權當作陪伴苦難的武漢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也陪伴方方。上週六,離我們家半里地的奧林匹克體育場吼喊震天,足球賽照常舉行。這樣的萬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於鐵柵欄之內。站在鐵柵欄裡,遙看那些身著球迷裝的柏林人嗨過我家柵欄牆,一路扔下他們的啤酒瓶、薯片袋。對於球迷們的短暫公德、教養休假,各國人都一笑而諒。何況這是春季到夏季他們最後一次群嗨,從此柏林將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動。我簡直為他們痛楚。日耳曼族的內斂,緘默,攢出的吶喊都只能到那樣的場合釋放。

去年十二月底,國內的一個朋友向我發來最初的病毒信息,是一個醫生告誡“護士妹妹們”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漢女友告警。她的母親和兄妹都住在武漢,但我懷疑她是否實時向她的家人轉達了我的緊張。中國人遇事“瞞,瞞,瞞”,我幹過,你幹過,她/他幹過,我們都乾過,不是嗎?一瞞,首先是不願做烏鴉,這也不無幾分善意。二瞞,是怕麻煩;直面接受噩耗者的驚懼,恐慌,悲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煩的,是給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這需要把責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擔。最後一瞞,對我便是疑團了,究竟為何而瞞?

為了某者能吃好一頓飯,這個壞消息先瞞了他吧;為了能把這個年過好,先瞞到過了年再說吧;為了大家還能在無知無畏中傻歡樂,樂一時是一時,瞞一時是一時,難道不也有撞對大運的時候?壞事瞞著瞞著就化了的,大事瞞著瞞著就變小的,再瞞一瞞吧。可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麼樣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兇惡神速,瞞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還被瞞著,就死了,以死來告訴你,真相絕瞞不住。

李文亮大夫臨終之前,我的武漢女友通過她的武漢朋友讓我對他的彌留有過幾小時的跟進。那幾小時,我為李大夫默默禱告,還許了願:假如李醫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愛的紅酒。後來發現,連那幾小時,都是瞞。瞞住世界上所有為他不平的人,瞞住他的老母親,他的愛妻,他的愛子,他那個遺留在妻子腹中還有幾個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個孩子原本該在明年的春天,或許初夏,頭一回不清晰地發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聯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穩:“我……我怎麼跟孩子說呀!” 醫院領導隱瞞李大夫真實死亡的時間,明知無用,卻用心臟起搏器不斷按壓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類肋骨啊,不是鋼筋混凝土,經得起幾小時的機械按壓?就是把那顆冷了的心按得還陽,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讓人玉碎,無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領導,可摘烏紗帽,下有萬千民眾,可掀石榴裙。那兩日的中國人,中華子孫可是信誓旦旦,永遠不忘記吹哨人李文亮。記憶究竟能延續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長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離去的。七尺男兒可殺不可辱,先是領導辱,再是警察辱,然後在電視上受全國遊街奇恥大辱。他會不委屈嗎?而他死給你看,死給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電視台主播們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發聲的微啟欲闔的嘴唇上,在那最終冷下去的心臟裡。還有比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撻我們的嗎?他是為了我們好啊,我們怎麼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 !武漢人和全國人以哨音為哀樂,為李文亮送行,也以哨音放飛囚禁的心靈。李文亮生如凡人,愛妻子,愛孩子,愛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悅而懷有感激之心,終於能給兒子生育出玩伴兒了。而他的死,卻宛若聖徒: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聖徒的獻祭,為了啟迪人們,為了救贖犯下的罪孽的我們。這不是罪孽嗎?無數人喪生,無數家庭滅門,從上到下,罪孽在貫徹時,由於人性的局限,一層層的罪孽疊加,到了最底層,就成了封門,毆打,餓死不到兩歲的孩子,沖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並逐個加害。我們會忘記這些嗎?難說。

我無法體驗這種肺炎在最後奪取生命的症狀,但憑著許多醫護人員的敘述,重症病人會向他們呼喊求助:“救救我呀,醫生!”這讓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親。兩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歲由於心臟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記得我的前婆婆也是這樣對他的女兒呼救:“救救我!” 那時她的血氧一定也低於百分至六十,等於一個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邊的人不為所動。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暫的,幾十秒就會結束。而這種肺炎的患者,也許要把窒息過程延長幾天,每一秒鐘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悶死,被嗆死的感覺,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生受,一小時六十分鐘的垂死掙扎,我不敢細想,不敢動用形象思維……但我腦子裡還是不斷出現父親在氧氣面罩下的臉孔,嘴巴大張,用盡全身力氣吞吸,不管他怎樣吃力,氧氣都進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樣子好可憐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魚。最後父親是腦缺氧走了,實際上是給扼死了,給悶死了,給一根不可視的絞索勒,又不一口氣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個過程是一天一夜。假如我能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讓父親少活那二十四個小時,免除他最後從人類到魚類的退化,既然終有一死,就不要讓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親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漢所有瀕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複了,也在李文亮大夫身上重複過。
那些被廢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們,在他們最後的瞬間,舉目四顧,卻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來給他壯點膽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間最後的不捨,最後能讓他帶走的掌心上那一縷體溫,都沒有,他就像一個落魄異鄉的陌生人,孤單單地進入裝屍袋,多不甘,又多麼恐懼。人的最後一刻,最不可缺的是親人的許諾:去吧,我們不會忘記你,因為我們愛你。可是武漢的逝者,沒有得到到這終極的許諾。

李文亮大夫也沒有在慈母的淚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聲聲喚中離去。他最後一句話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們去延申他在另一維度的生命。人們不願忘記他,以自己的想像,一廂情願地讓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說,這裡成了中國人的哭牆。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醫生談什麼的都有,瑣屑的三言兩語,家常的點點滴滴,談吃,談愛,彷彿李醫生是他們的心理諮詢師,更像李文亮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說,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李醫生。但願這堵無形的立於陰陽兩界的哭牆永遠不被強拆,伴隨倖存者活下去,並且記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個拒絕遺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鑲嵌著銅牌,鑄著“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猶太人(或他們的家庭)曾從這條街某樓某號被帶走……”的字樣。並告訴人們這些被帶走的猶太人最終的去向,其中絕大部分死於集中營。離我家不遠的弗拉託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奧林匹克體育場正門,大街便是以一對猶太運動員堂兄弟命名的。這對猶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奧運會為德國出賽,使德國體操隊拿了金牌,他們被帶到集中營之後,都死於飢餓。據我們隔壁的老鄰居說,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猶太人,但戰後沒有任何人來認領,哪怕遠親都沒出現過,於是就只能歸於政府所有。後來政府拍賣,才又回到民間。房子建於一九二二年,非常考究堅固,大概計劃給若干代子孫居住,但是這家人沒有一個後代倖存,連遠親都沒有線索了。德國的洪堡大學圖書館,曾經被納粹焚書,現在圖書館就把那些書架空置,讓人們不忘那次焚書醜行。這是德國人為自己欠猶太人和全人類的血債命債記賬。記下這筆賬,對於他們難免痛苦,但不記賬,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恥感,然而沒有羞恥感。榮辱孿生,無羞恥感,也就無所謂榮譽感了。德意志民族,寧要痛苦,也不要失去榮譽感。他們相信,只有牢記自己的羞恥,才能杜絕羞恥再度發生。

自吹哨者李文亮犧牲後,又出現一位“發哨子的人”艾芬醫生。艾醫生後悔她沒有更廣泛地分發“哨子“,否則事情不會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會豁出去。這是個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漢人。武漢人隱忍且勇敢。隱忍高貴,而勇敢更高貴。勇敢的武漢人到處都是,他們對弄虛作假大喊“假的!”他們吃足了“瞞”字之苦。發生在過去的災難,我們瞞著後代,最荒唐的是,我們對自己都瞞著。因而我們的百姓忍受了薩斯之痛才十七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掙扎。瞞著,就可以不追責,因為要追就必追瞞者的責。不追責又怎樣指望我們牢記?悲劇的戲核都沒挖出,記住什麼?於是我們成了一族記性壞,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殺,三年飢荒,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拼命對自己瞞著,不瞞著就不是正能量。不計較是非,不記仇,似乎也是我們寬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們善於寬恕,得理饒人,但我們也成了隱瞞者。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後人不能瞞,必須毫無隱瞞地給他們一個交代,李文亮大夫為什麼受辱,又是怎樣死去。不能瞞著他們那麼多無辜的武漢人湖北人全國人是怎麼無辜被禁錮,被病死,被潦草入殮的。瞞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個死亡案例。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為加害於我們的人隱瞞?隱瞞他們的羞恥嗎?歷史上有多少個時機,該他們感到羞恥,對他們犧牲的人民賠罪?可我們放過去了。悲劇都是稀里糊塗地收場,不久悲劇又上演了,劇情彷彿剽竊,還是一個瞞字了的。

我們民族之所以苦難,因為我們兩千年來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早就預見了這一點,不知他是否預見了人為失憶,被迫失憶,亦使垂哀於父輩苦難的後人,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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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