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大陸疫情在數字上的消退，最高領導人巡幸新冠肺炎發源地——武漢。姍姍來遲的親自現身，將此前標榜的「兩個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變成了三個。按照中共「壞事變好事」的傳統，「收割勝利的季節」正在到來。
與新加坡、日本的「佛系」防疫不同，領導人將疫情防控形容為「人民戰爭」，不斷重複「總體戰」、「阻擊戰」、「保衞戰」、「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出現頻次最高的字是「戰」和「勝」。爭強好勝的個性化語言，繼承了毛時代戰天鬥地的紅色基因。
「人民戰爭」也令人回憶起歷史上的「人海戰術」，一種以人員巨大傷亡換取戰爭優勢的戰術，在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屢試不爽。此前坊間曾有「把小事拖成大事，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譏評，最近有位網民提供了另一種敍事：「世間本無『戰』，硬要拖延隱瞞成『戰』，再去打保衞戰。——庶民的死，如螻蟻。」近期高官屢屢以「戰時狀態」和「舉國體制」詮釋抗疫動員，彰顯了中共領導人的傳統癖好：毛時代利用朝鮮戰爭發動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統購統銷，文革中的全國「軍管」，鄧時代的北京戒嚴和屠城，都是清除異己穩固權力的故技。疫情中利用大數據、網格化、人臉識別等科技手段，強化社會管控，是以往治術的升級版。
打擊「吹哨人」、欺瞞公眾導致了疫情失控和擴散。從2019年12月中旬出現人傳人，到地方政府12月底上報中央，互聯網存有記憶。領導人稱1月7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時，就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從1月7日至20日的13天內，領導人有出訪緬甸、視察雲南、出席春節團拜並講話等各項活動，卻不見與疫情有關的任何訊息。23日武漢封城後，央視春晚照舊歌舞昇平。
中美領導人2月7日通電話時，美國總統被告知：新型冠狀病毒很可能在4月因高溫而死亡。這種預測與中國農曆節氣相契合，也符合中醫學對瘟疫規律的表述。儘管今年的兩會因擔心權貴精英交叉感染而推遲，領導人卻毅然冒險強推復工復產。利用這段時間差，一場以草民性命為成本、不惜一切代價保經濟的豪賭，在全國迅速展開。對沒有選票背書的政權而言，保經濟就是保政權。
播撒兩三個月的瘟疫種子，在全球百餘個國家連續開花。面對國際油價及股市暴跌，黨國喉舌難掩幸災樂禍心態，「中國引領全球化」的造勢又蠢蠢欲動。新華社轉守為攻，理直氣壯地大吼：「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瘟疫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的新由頭，力圖將瘟疫的發源地和輸出國，包裝成全球抗疫的領導者，成為最新的大外宣套路。
舉國體制「毛」病依舊
與外宣配套的對內宣傳，卻欲速而不達。歌功頌德的《大國戰「疫」》一書，因輿論洶湧延遲出版；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武漢社區遭遇喊「假」；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強推「感恩教育」，招致體制內外同聲痛罵；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急速補台，稱讚「武漢是英雄的城市，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告誡武漢人「識大體、顧大局」。連番受挫的種種試水之舉，其實都是在為巡幸武漢黃土鋪路。
民意的抗爭，在武漢之行中達到高潮，熱點卻不在武漢。3月10日一早，《人物》雜誌對武漢醫生艾芬的訪談〈發哨子的人〉，上網遭遇秒刪，引發網民的反審查「狂歡」。自媒體轉貼不斷被刪，網友用倒排、側排、繁體字、英文等多種版本持續接力，更變換甲骨文、顏文字、摩斯密碼、火星文、盲文等50餘種方式，對抗官方審查。這場輿論風暴的背景，是對人禍的問責，一些官方媒體、官員和紅二代，眼見體制大船被帶進危險海域，也以不同方式加入了問責的行列。試圖抹去全體正常人新鮮慘痛的記憶，在互聯網時代是一種無用功。
兩個多月來，從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展開了多方位的「甩鍋大戰」。近期召開的17萬人電視電話會議，在中共黨史上規模空前。台上僅見一人講話，稱「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回顧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黨內幹部群起問責大躍進、大饑荒的決策失誤，毛澤東被迫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毛尚存自知之明，沒有要求中國人民向他感恩。相形之下，不着一句自我批評的17萬人大會，開成了名副其實的一言堂。
1957年，張奚若教授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十六字，批評中共體制的四大傾向，令毛澤東耿耿於懷。63年過去，「毛」病依舊。一黨專政導致個人獨裁，歷史教訓深刻。舉國體制之弊，在於領導人一旦出錯，則全黨全國全局皆錯。一個無聲的黨國，才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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