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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德國: 公民與巨嬰

作者為:新華二代在德國 。作者說:此次疫情中,華人和德國人表現出的差異化,猶如公民與巨嬰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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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面對此次疫情,很多華人被德國政府無作為的態度“嚇到“了。他們感到非常氣憤。這樣輕敵不等於在作死嗎?對比國內雷厲風行的嚴格措施,德國簡直弱爆了。很多人表示很不理解德國人的思維。德國人咋這般佛系?實際上,中德政府在此問題上的表率體現出兩個不同社會的差異。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個體。但每個社會的個體和群體結構是不一樣的。華人和德國人表現出的差異化,猶如公民與巨嬰之間的差異。
我不是社會學學者,也沒有專門研究過德國人的民族性,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歷與對德國社會的認知。

德國是一個公民社會。它重視個人責任(Eigenverantwortung)。德國也是一個非常善於利用,甚至依賴社會資源的國家。政府的權力和資源有限。名義上,聯邦政府在治理這個國家,可實際上並不完全是。德國的治理是由政治(官方)與民間力量共同經營的。

聯邦制意味著權力的下放和分散,次級權力再下放,一直到最後一級,既個人。擁有什麼政治權力就要承擔什麼義務。個人也不例外。聯邦政府承擔聯邦政府責任。個人承擔個人責任。公民社會的強大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將個人責任或民間力量發揚光大。這是德國之所以能從二戰後站起來,成為今天德國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德國版的社會契約。

在德國,人們對很多議題都已經達成廣泛共識或將其視為追求的目標,比如,“沒有100%的安全“、“政府不是萬能的“、“提倡公民社會,人人有責“、“講究秩序,不喜歡被打亂“、“堅定反右,絕不給希特勒或第三帝國平反“、“社會凝聚力“、“ 輔助原則“、“適度原則“、“不提倡行動主義(Aktionismus)“ 、“開啟民智,喚醒群眾的理智“、“德國版中庸(Maß und Mitte)“以及“以合作型為導向“等等。

迄今為止,我也試著通過德國體制以及很多可量化因素(比如醫療設施、人均醫生、人均病床、人均病床面積、人口密度)去探討、分析和批評德國政府的舉措。但似乎還是不能完全解釋,為何中德雙方政府的態度反差那麼大?因為我們忽略了德國人的因素。

為什麼德國人的心態跟德國華人的心態相差那麼大?歸根結底是因為兩個不同社會的社會契約不一致。德國從一開始就朝著如何塑造適合於德國的公民社會的方向發展,竭盡所能開啟民智,而不是培養一代又一代的新巨嬰。

(附巨嬰解釋:一是“全能自戀”,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這是一種非常有殺傷力的病態。它導致一個人把全世界都當成自己的所屬品,不能平等對待別人,甚至不把其他人當作生靈,這種心理其實是嬰兒早期都會存在的一種心理,它在教育學中被叫作“自我中心化”。

二是“偏執分裂”,他們滿足於自己的想像世界,脫離現實。有巨嬰心理的人一方面內心很牢固,另一方面卻很脆弱。內心的牢固是為了保護其脆弱,所以他們不能接受質疑,一旦受到質疑就會強烈抵觸;不能接受非自己預期的對待,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陷入憂鬱;不能接受挫折,一旦遇到挫折內心就會破碎。 )

德國家長放手,德國政府放權。德國這片土地就不提供滋生巨嬰的肥沃土壤。反之,在一個家長或國家管得太嚴厲,管得太多的地方,成為巨嬰的可能性會更大。

德國社會不需要巨嬰。巨嬰也很難適應,甚至會否定德國社會。兩者的性質格格不入。

今天的德國是對公民社會追求的產物。對社會(公民或巨嬰)塑造的出發點和目標不同,就會出現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不少華人在看待德國疫情問題上和德國人之所以有巨大差異,還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原因: 個人經驗和集體記憶。

說到德國人的恐懼,有一個專門的詞彙,美國字典裡也有,叫“German Angst“。它是指上世紀20年代,美國爆發經濟大蕭條後波及到德國,出現了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讓很多德國家庭瞬間一洗如洗,至今還留下慘重的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直接塑造了後來德意志央行的特質: 獨立性和保證西德馬克的穩定。德國人之所以很不情願放棄馬克,接受歐元,是因為歐盟央行全盤接受了德意志央行的這兩個特質。

德國人面對第二次恐懼的考驗是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當時,很多德國人也表現出過於恐慌,比如擔憂森林會滅絕。和平運動和綠黨的崛起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出現並不是偶然。

21世紀初,德國迎合世衛組倡議,在2005年出台了所謂的大流行病計劃(Pandemieplan)。 2004年,德國又創立了聯邦民防與救災局(注: Bundesamt für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Katastrophenhilfe。它的前身在40年前就有了)。它是一個聯邦機構,隸屬聯邦內政部管轄。他們的存在是針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大流行病的一種預防措施。聯邦民防與救災局在其網站上也提供了相關信息和操作指南,一旦發生天災,公民應該做什麼準備? (注: 並不是因為此次疫情才建議大家囤積食物的) 如果囤積食物,應該按照什麼標準才能安全地度過十天?按理說,德國根本就不需要這種專業的囤積食糧指南,因為德國很少,幾乎從未發生過這麼嚴重的天災。事實是,鄉下德國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只要帶有地下室,多少都有囤積食糧的習慣。它或許也跟上次的惡性通貨膨脹有關。

聯邦政府和各個州都有自己的大流行病計劃。它是一份如何應對大流行病的宏觀實際操作指南。在此基礎上,德國在2009年4月到2010年8月應對當時的豬流感(Influenza H1N1/2009,Schweinegrippe)。當年負責抗疫的顧問機構之一就是RKI(Robert-Koch Institut)。據RKI統計,當時有226000人被傳染,258人死亡(據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大約有20萬人被傳染,203人已死亡)。事後,RKI和每個州都做了一份相關報導。這些信息都是公開,透明和免費的。巨嬰一般不會主動去查,過去就過去了,但有公民意識的人會自覺地,積極地諮詢。如今的德國官方媒體很薄弱,不可能鋪天蓋地的宣傳。為什麼會這樣?這要“感謝“當時把德國帶入絕境的第三帝國宣傳部部長戈貝爾。與此同時,一大批德國戰狼也跟恐龍匯合去了。

2020年,德國再次出現疫情。負責此次抗疫的顧問依然還是RKI。時至今日,整體上而言,德國人面對恐懼的免疫力有大幅度提高。雖然也有不少德國人表示對德國醫療體系和供應不信任、認為德國並沒有做好準備。雖然我們偶然在電視上也看到,藥店和商店的口罩、手套和消毒液以及超市出現罐頭食物(和冷凍麵包)的缺貨現象。即使如此,它並沒有形成規模。對此,我很贊同聯邦衛生部部長斯潘恩說得話。他說,很多人只看到櫃上缺貨,潛意識地認為德國超市會長期缺麵包,所以要囤積。殊不知,次日,超市櫃上又擺滿了麵包。總之,德國人對疫情的印象 – 如果還有的話 – 還停留在11年前。實事求是地講,我自己對2009年的豬流感一點印像都沒有了。為什麼德國每年幾十萬人被流行性感冒傳染,數百人,甚至上萬人死亡,但還是若無其事呢?原因有兩: 習慣了和有疫苗。

絕大多數華人沒有德國人的經歷。停留在我們腦海裡的是剛剛發生在武漢以及全國各地的種種難以描述的畫面,比如封城、大多數高鐵禁止運營、各種熱血沸騰的(粗暴)標語、領導人的雷厲風行、全球華僑以及國內同胞的熱心援助舉措、十幾天建一個上千張病床醫院的壯舉、口罩上的中國、醫院內部的現場視頻、醫護人員的寫真視頻、把雨衣當保護服的醫生、天天關注確診和死亡人數的變動等等。

不可否認,在短期內接觸這麼多負面信息必然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力,失去理性。這是人的天性。由於國內當下所發生的事給德國華人留下深刻印象,於是他們內心特別希望德國政府也能做出相同措施。然而,德國政府的舉措卻讓他們大失所望,同時自己又“不能接受非自己預期的對待“。最終,某些德國華語媒體,尤其是某些自媒體和網友留言,總是語出驚人,盡說一些諷刺和刻薄,但沒有意義和建設性的話,比如“德國人要被打臉了“、 “重磅!柏林淪陷了“、“疫情會造成50萬人-100萬人死亡“、“為什麼德國人不抄襲作業呢?“等。

德國會不會被自己打臉不是我關心的問題。我更願意設法去理解德國人,去理解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步措施、去理解德國人的應對方式和去理解這個國家的民族性。為什麼德國人此時還能保持淡定,我們卻不能?我相信,只有在危機面前才能看到一個國家的真實本質。然而,看本質有時候只需要一個很小的細節就可以。

我在上篇試著通過體制的差異來解釋,德國人不是不具備“舉全國之力干大事“(你也可以諷刺德國沒有這種魄力)的能力,而是不願意這麼做。它在70多年前就乾過一次,差點讓自己遭滅頂之災。這是德國人從自己歷史中吸取的教訓。當下的情況卻是這樣的: 近幾年,巴伐利亞州的加米施-帕騰基興市(Garmisch-Partenkirchen)想申請冬季奧運會。但當地居民表示反對,不喜歡這種商業性活動。漢堡也想申請2024年夏季奧運會,但漢堡市民通過公投表示反對。這就是德國現實版的“舉全國之力干大事“。是不是跟中國很不一樣?

在此,我再想給大家舉一個真實案例,為什麼德國不會抄襲作業?大家應該還記得一個短視頻。某武漢醫院醫生因缺少保護服,居然穿上雨衣上第一線。看過此視頻的人都被這一幕打動了。但如果理冷靜下來想一想,其實非常可怕。病毒傳染性很快,尤其在醫院,很容易被傳染。這種壯舉在德國是看不到的。因為德國對醫護人員實施的安全標準很高(注: 該標準也是由RKI制訂的 )。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接觸病毒患者(不一定被傳染),所有醫護人員或醫生必須被(居家)隔離14天。這也是為何德國重災區Heinsberg某家醫院第一時間讓14名醫護人員隔離​​。事後,柏林出現首例病毒患者,Charité醫院立馬就有10位跟病毒患者接觸過的醫護人員也要接受14天隔離。德國不會讓醫生冒著被傳染的風險去照顧一位病毒患者。醫生如被傳染了,誰來照顧病人?醫護人員的安危跟患者一樣重要。看到這個細節,你還認為德國政府行事真的那麼輕率,那麼大意,不顧人民的生命安全嗎?

德國憲法法院在很多年前做出一項判決: 不能因為救更多的人而殺死另外的人。當時涉及的議題是: 假如某架飛機被綁架,但如果將它擊落可以拯救地面上更多的人。行還是不行?法院說,不行。這是德國人的理念。德國不會“舉全國之力“對抗疫情,第一是沒有這種“魄力“和“能力“、第二是大多數德國人暫且也不支持、第三是要顧及到其它病人的安危以及其他因素。

既然德國政府的權力與能力有限,如何有效地發揮民間力量就顯得至關重要。假如沒有這股隱形的,但無處不在的民間力量,德國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但巨嬰更願意接受視覺的衝擊和感染。對於他們而言,看不見就等於不存在,就等於無作為。政府的權力下放和授權、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以及民間與民間之間的合作是成就德國的精髓中的精髓。前幾天聯邦衛生部部長同時跟五位不同領域專家的新聞發布會就能充分體現這一點。公民和巨嬰,哪個群體更值得依賴?不言自明。

結合德國體制、公民社會和德國人的共識和理念再去考量德國政府當下的舉措,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或更容易理解。衛生部部長斯潘恩和內政部部長澤霍夫多已多次表態,他們很重視此次疫情,但出於綜合性因素考慮,迄今為止並沒有採取過於嚴格的措施。內政部部長也有說過,如有必要,可以考慮封鎖區域。我們現在都知道,封城是不得已的措施。德國目前還沒有到那一步。

巨嬰的安全訴求不可能完全被滿足。如果讓德國現階段封城?請問先封哪個城市? 13000人口的Gangelt村?還是26萬人口的Heinsberg縣?還是直接把柏林封了,因為它已經”淪陷”了啊。

德國聯邦危機小組 (注: 除政府官員以外還包括一系列相關機構代表) 的措施完全根據德國的現狀而製訂。

首先是對現狀的及時評估以及採取適當的措施(„適度原則“)。它不會做一些看上去驚天地泣鬼神(„行動主義“),但沒有實際效果的措施。面對具體問題採取具體措施。措施的程度會跟著疫情的變化而變化。假如疫情惡化的速度快,官方採取措施的速度也不會慢。但不管如何,也不會過度。

聯邦危機小組至今採取了以下應對措施(今後必定會增加)。

問題1: 很多醫院缺少相關物資。

措施: 禁止相關醫療物資出口。巴伐利亞州和北威州已經訂購了一百萬個口罩和相關醫療物資。

問題2: 患者冒然去醫院或診所會導致一批醫護人員被強制性隔離。不加以製止,情況會惡化。

措施: 不要因為一點感冒或身體不適就直接去診所,而是先打電話諮詢。要不然有可能讓診所的所有醫護人員都被隔離。除了病毒患者,德國還有很多其他需要醫生治療的病人。

具有公民意識的人會關注這些信息,也會試著這麼做(但不一定能做到位)。 “自我中心化”的巨嬰可能不會考慮這麼多。對於他們而言,世界都應該圍著他們轉。醫生必須有仁者之心,但病人是不需要盡君子之責的。所以,我建議德國的華人,如果下次因被傳染而需要去診所,務必先打電話諮詢。多關註一些實用性信息比天天關注德國多增加多少確診人數,或製造多餘的恐慌要強得多。

問題3: 大型活動是否要取消?

措施: 制度的限制。每個州或每個地方政府(或衛生局)自己定奪,因為他們對自己管轄範圍內的事最了解。萊比錫須取消了下週舉行的書展(全球第二大書展)、漢諾威延遲了四月份的工業展(全球最大工業展)到七月份。斯圖加特三月底舉行的didacta教育展被取消。

我估計,德國今後會有更多的大小型活動被強制性取消。

我們可以參考一個小細節。漢諾威在四月份的工業展延遲到今年七月份。基民盟4月25號准備在柏林舉行舉行黨代表大會,選出新一任黨魁。到時候,所有基民盟精英都會出席,包括總理默克爾以及衛生部部長本人。假如基民盟近日內宣布,延遲黨代表大會,只能說明,危機比較嚴重。

至於此次危機到底有多嚴重,我自然也沒有精準答案。據德國版終南山表示,德國患者數量肯定是歐洲所有國家中最多的,因為德國人口最多,也最喜歡外出旅遊。他還說道,到夏天,被傳染者數量會下降,但是到年底又會再次增加。

聯邦內政部部長澤霍夫表示,德國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有疫苗。

德國版終南山Drosten表示,德國有可能在明年夏天才會有疫苗。

RKI主席Lothar Wieler今天表示,德國將在明年(某個時間點)才會有疫苗。

法蘭克福藥物生物學教授Theo Dingermann對《法蘭克福匯報》說到,疫苗有可能來自中國。

德國版的另外一位終南山Kekulé教授表示,Drosten有可能首先研發出疫苗,因為他的團隊在此領域屬於世界前十。

這麼多專家,這麼多意見,到底應該聽誰的呢?我也不知道。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少德國華人居然覺得德國的情況比中國更嚴重,迫不及待地看德國出醜,(因為沒有作為)看德國如何打自己的臉。

後來想明白了。因為中國的確診和死亡人數都在天天下降。同時,德國的確診(暫時還沒有人死亡)人數天天都上漲。巨嬰們堅信,中國已經控制住疫情,德國反而快失控了(白白讓大家在家等死!)。難道他們不知道,中國現在每天依然還有數十人死亡嗎?為什麼在他們眼裡,每天數十位同胞的死亡都不值得憐憫呢?反而擺出一副心災樂禍的心態,坐等看德國出洋相,打德國臉。

我不知道最終誰會被打臉。該被打得,遲早都會被打。

PS: 下次跟大家聊德國版鐘南山Christian Drosten。為什麼他的這句”70%的德國人會被傳染”會引起那麼大爭議?他自己是怎麼解釋的?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是否真的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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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