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張倫日前撰文，指出武漢肺炎病情無論是對習近平的統治，還是中共的合法性，都將帶來一個拐點。特別是起始於精英層的對習近平的不滿將進一步下落至普通大眾的層面，一種社會性的普遍的對習的厭惡不滿將就此擴展。（圖片來自路透社）
武漢爆發新型冠形病毒肺炎，導致有上千萬居民的武漢被封城，數千人生命的喪失，數千醫護人員被感染。隨疫情向全國乃至世界的擴展，不僅引發了一場中國的巨大的公共衛生與治理危機，世界上部分國家也陸續出現嚴重的疫情，促使各國政府緊急部署防止疫情，爆發一場全球性的衛生與經濟危機的風險正急劇上升。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都帶著焦慮的心情，盼望著世界首先是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病例發展的“拐點”早日出現，病患得以康復。
不過在筆者看來，且不論抗疫的拐點何時出現，一個更重要的拐點，一個當代中國的歷史性的拐點已經出現。
這，首先是針對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統治來講的，其次也是就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言，最後則是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變革的趨勢而論。當然，我們現在還無法全然知曉那拐點曲線最終的結局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及怎樣的代價出現，但趨勢的軌跡已經浮現。
改革的範式轉換
事實上，從一種大的歷史脈絡來看，出現這種拐點的各種動能早已在最近這些年不斷積蓄。在毛的災難性統治尤其是十年文革後，鄧是以一種放棄毛式的烏托邦意識形態、極權統治的形式，以體制的局部更新、政策方向性的轉向來挽救了中共的政權。近二、三十年來，中共又因受“六四”的巨大衝擊以及東歐劇變帶來的壓力，採取釋放社會空間，擴大經濟自由，向外部大規模開放換來經濟增長，用資源的增量、管治手段上的工具技術性更新來部分行政上的更新換取社會對權力體系暫時的認可；同時用維穩體制壓抑各種矛盾與不公，以迴避、推延一些必要的體制上的質的改革。
這種狀況早已走到盡頭！多年來，各種危機的因素都在昭示中國需要一種筆者稱之新的發展模式，甚至文明模式的“範式轉換”，用改革的升級，來解決過去“半拉子改革”（周其仁語）所積累的問題，藉以拯救改革，再造改革，進而從宏觀歷史的角度完成改革。
但顯然也存在另一種問題解決方式：那就是重啟毛的統治方式與意識形態資源來處理鄧式改革帶來的問題，以本質上是反“改革”的方式來應對因改革出現的問題。不管如何，鄧式的改革是賦予人們以局部的自由，其指向是與毛完全剝奪人們自由的模式具有方向性的不同。鄧式局部自由的改革在改變毛的模式的困境，給人們帶來益處，造就中國的經濟社會的活力的同時，又因人們獲取的權利不完整，缺乏對權力的製約而必然出現諸多扭曲，腐敗乃是其中的一種必然。鄧的路線尤其是“六四”鎮壓後採取的單向度的改革，雖然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但其內在的缺陷所造成的問題，又為向毛式的統治模式與意識形態復歸準備了某些條件。而一旦執政者真的傾向向毛的模式做某種回歸，又必然與四十年的改革模式發生衝突，最終消解改革。
習近平的執政拐點
習近平是在這樣一種歷史的情境下上台。他本可做第一種選擇，但遺憾的是，因各種體制的、歷史情境的、個人生活經歷及所受教育形成的政治理念、集團利益等諸種原因，他顯然是做了後一種選擇。這是最近幾年中國各種領域全面倒退，重大危機頻發，出現諸多政治上的荒謬現象、政策的搖擺矛盾曾出不窮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因此造成政治與文明發展方向上的混亂與矛盾，加之其強化個人及中共權力獨享的反現代性質的施政，無論官方具體政策設計上怎樣精巧，冠以怎樣的現代名稱，都不足以消弭這種政治現況與各種因現代生活所必然帶來的變動與分化之間所產生的本質性的衝突、內在緊張。也由此必然造成大量的資源消耗，決策的大幅搖擺、失誤頻生，機會喪失。幾年下來，中國的內外狀況急劇惡化，改革開放幾十年積累的各種資源正迅速地被消耗。
然而習對此是缺乏自覺的。因前一段改革所積累的資源，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上升，以及國內部分民眾因物質生活的改善對現政權的認可，對其上台伊始展開的反腐運動的支持，加之國際上一些人懷著各種目的對中國的吹捧，讓他產生某種“自信”的幻覺，以為其個人乃至中國正面臨空前的歷史時刻，不僅中國要重回曆史的中央帝國的位置，其個人也要與漢武、唐宗、宋祖比肩，成為永保紅色江山、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的巨人。從其近些年一系列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講話中我們多少都可以感受到其沉浸於這種雄心的種種心理。以至於武漢已在封城之際，病疫大規模爆發的危急萬分的時刻，他依然在那廂宣示什麼“在人類的偉大時間歷史中創造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時間！”這種虛妄的表面看似新鮮但實質上依然不改毛時代的假大空紅衛兵語言的表述。這種表述已徹底遠離文革後中國人從血淚的教訓中汲取的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那造就了後來中國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的謙虛的態度。 ——習近平最近在與各國領導人的通話中，依舊信誓旦旦地宣布中國會達到預定的本年的經濟發展目標。或許，習有其自己的邏輯、信息，但還是不禁讓筆者聯想到“大躍進”時代不切實際確定增長目標的過往歷史，要問：假如達不成目標，中央又如何能避免各地為迎合上意而製造大批的虛假數據的可能？
習近平上任後所積攢的最大政治資源或許就是反腐，不僅藉此清理了政治對手，鞏固了權力，也贏得了一些人尤其是底層民眾的好感，但權力的邏輯就是，當一個人消除了對手，贏得了某種絕對權力之時，也就是他犯下大錯、承擔其後果責任的概率大幅上升之日。某種意義上講，其衰敗也就此開始。
此次武漢冠狀病毒肺炎的防疫，正如他自己所說，都是他“在親自部署，指揮”，從1月7號就發布了一系列指示。那麼人們不免要問，這些指示的內容究竟是什麼？為何導致防疫的事情不能迅速展開，最佳時機一誤再誤，形成災難性的結果？無論他怎樣掩飾，也注定會有更多的下屬要因其卸責而被拉來做替死鬼，被趕下台。但所有人都明白，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他都負有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歸根結底，中國今日出現的災難性的局面是與中國的體制痼疾、改革停滯，尤其是習近平最近幾年實行高度集權，對黨內與黨外實行特務政治，打壓異己，不許任何不同意見表達，破壞法治，打擊弱化公民社會，壓制官僚系統的自主性與理性聲音所造成的局面密不可分的。
當著一個巨大的國家完全要以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那系統的惰怠、無效、責任不清，判斷失誤幾乎就是無法避免。迷信權力萬能是共產黨文化的一個極其惡劣的組成部分。今天在習近平身上再次得以體現，加之一些毫無自主思考能力的幕僚的論證謀劃，他及其中共的某些人指望靠現代的信息技術能彌補傳統極權系統所出現的失靈，妄想達成絕對控制社會的結果。可他們只要稍微多一點哲學的深思就會明了：人是無法扮演上帝的，人的認識與權力都是有局限的，生活永遠準備著各種人們意想不到的意外；任何以為一種技術性的發展會最終控制所有人與事的變量的設想最終都會被證明是瘋狂與謬誤的。傳統帝王夢想的千年帝國，現代極權制度設想的全面性控制，最終都會被生命的動能所沖垮。習的高科技紅色極權帝國之夢也終將難逃此命運。
在經濟、政治、文化的各種精英已對其徹底失望，厭惡之感日盛一日的當下，雖然不會是所有的民眾都就此覺醒，但因經濟的下滑，滑稽可笑到處皆是的對習的個人崇拜，從反腐上所能收取的政治紅利已經遞減，尤其是此次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起始於精英層的對習的不滿將進一步下落至普通大眾的層面，一種社會性的普遍的對習的厭惡不滿將就此擴展。既沒有毛式創立政權的資歷，也沒有鄧開啟一個時代的人望，因一種迄今為止無人能公開說清、靠密室交易上台的習近平，從此在權力的舞台上將日顯孤獨，對固守權力或更加敏感，也許會授意對其個人的崇拜的宣傳更加變本加厲，也因此要不斷地做出一些試圖證明自己英明，但最終又往往可能因無人制約、無人直言而被證明是錯誤的政策決定。中國歷史上王朝的某些悲劇性邏輯或將再次上演。
中共政權的拐點
因中國這種體制領袖與製度的內在連接，對習的不滿一定會連帶引發對中共管治的一種社會性不滿。一個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體現在社會對其的信任上的；對政權的信任度越高，該政權的合法性越大。可以預見，因此次疫情，社會對中共的信任度就此將大打折扣，對中共政權的一種深深的不信任感將瀰漫整個社會，即便是體制內部這種不信任感也將是深刻與普遍的。 “六四”鎮壓後那種以釋放社會空間，經濟自由換來的發展為基礎形成的穩定的內外諸種條件都已不復存在。因製造成本上升，在中國的經營環境的惡化，加之中美貿易戰所引發的產業外移的趨勢會因此次冠狀肺炎更加強化，加速。中國面臨嚴重的企業倒閉、失業潮的威脅。缺乏保障的農民工、農民無法正常返工所帶來的生活的困境；中下層因此次疫災所付出的各種額外的保護、治療成本，或將造成社會一批重新下墜到貧困階層的人口。幾十年因經濟增長增添的合法性資源因資源分配上的不公正以及隨經濟的不斷下滑帶來的資源量的遞減將逐漸弱化。 “六四”後國家與社會之間那種“你可以發財，但不許問政”的無形契約關係將面臨重組。但鑑於中共體制的慣性以及習近平的治國方式，可以想見下一步的最大可能是：因不滿加劇，社會經濟的危機日重，國家繼續強化維穩體制，壓制社會的各種不滿與反抗。其結果必然導致權力運作，國家管治的成本進一步大幅上升，由此與社會爭奪資源，經濟活力弱化，資源進一步減少，進入一個“並發症”頻現的惡性循環狀態。
至於中共另外一個這些年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獲取合法性資源來源的民族主義宣傳，將會是其下一步的維繫合法性的重點努力所在。官方一定會試圖強化民族主義的宣傳、以轉移、淡化社會的不滿。但因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對這種宣傳的警惕與反感這種宣傳也會面臨些兩難：繼續鼓吹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將招致全世界的敵視，更加深自己在世界上的孤單也不利於緩和經濟困境；但如果不繼續強化民族主義，中共政權在維繫合法性上將更捉襟見肘。此次因武漢新冠狀病毒引發的後果，不僅暴露出體制的脆弱，官員與領導人的遲鈍、愚蠻，自私與自大，也嚴重地損傷了中國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讓中國人幾十年改革開放積攢下的某些正面形象幾乎毀於一旦，或許將使得更多的中國人因憤怒與承受的羞辱感而開始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懷疑與批判。
綜上所見，中共將面臨一個新時代的合法性危機。解決這種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再造合法性。如果借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來簡略考察一下中共在其建政前的意識形態的話，其中是混雜著“民族主義”“民生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各種成分的，只是在要構建一個烏托邦的千禧國以及為其實現要不惜代價展開階級鬥爭、實行專政等方面，又與孫氏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區隔。文革讓烏托邦徹底破產，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向某種變調的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與民族兩維復歸，但在政治上依然不改其專政意識的內核，拒絕民主。今天，在經濟增長無法再像以往那樣提供足夠的合法性資源，在強勢的民族主義宣傳越來越具有法西斯色彩，極易引發內部與外部的災難性後果的時刻，重新挖掘、啟動中共當年那曾經讓千百萬中國人為之心動，嚮往的有關民主與自由的承諾，也就是當初許多人為此加入中共、贊同中共的意識形態資源，將是中共再造合法性的不二選擇。政治的問題只能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而不能再用經濟來敷衍了。非此，卻因體制的慣性以及利益集團的製肘、領導人的愚妄以及某些民眾的盲從做出另外一種與此相反的逆向選擇，強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上各種專制控制，那中共的合法性危機只會日漸深重，也將因此為中國帶來更多的危機與災難。
中國人的選擇
儘管中國這幾十年取得經濟上的發展，但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依然有待解決。即便是官方的某些人物與機構，多年來也一再提及：容易的改革已做，艱困的改革遠待完成。納粹德國的強勢，前蘇聯的強大，當年伊朗的發展，當下某些海灣國家的富裕, 歷史與現實種種例證都向我們展示：一時的經濟增長、國家強盛，個人財富的累積，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更不意味著一種必然的文明創造、復興。而恰恰是在製度、社會的更新再造，價值與文明的重建上，中國人面臨遠較於經濟的發展更加嚴峻的挑戰。以庸俗馬克思主義或是某些現代發展理論包裝論述的那種從經濟到政治、文化的線性發展的必然邏輯是不成立的。中國後“六四”時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不平衡發展，為下一步中國的發展以及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建構埋下一系列嚴重的隱患。
正義的缺失，公民權利不得保障，權力的蠻橫，遺患子孫的環境破壞，因財富的積累，一些中國人暴發戶式的驕狂，從上到下，以金錢為絕對的標準，形成一種自得自大的傲慢等等都已經引發各種政治與社會的嚴重後果。在海外一些民主法治國家，某些華人、留學生對自己因各種原因所受到的權利上的損失十分敏感，抗議維權，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對故國發生的一切侵犯人權、毀壞正義的現像或出於恐懼、或係於利益不聞不問，習慣性地高呼愛國口號，……久之難免不誘發所在國他人的反感，也影響中國人的形象。筆者許多年前就與友人不斷提及擔憂可能出現的一種世界性的排斥厭惡中國人的現象近幾年正日現端倪。此次冠狀肺炎在世界上的蔓延，或會強化加速這種趨勢。
沒有一個偉大文明的產生或複興能缺乏基本的文明價值的構建。這次武漢新冠病毒肺炎所暴露出的中國所面臨的體制、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是極其深刻的。所有中國人，真正的愛國者，都到了必須進行深切地反省，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的時刻：以何種價值重建中國的未來？ ！繼續對權力習慣性的崇拜，不約束、再造權力，允許特權橫行——此次疫情中，我們依然看到種種這方面醜惡的現象；還是，像後文革改革開放最初時期那樣，向主流文明的價值靠攏，認同人的生命與尊嚴、人的權利高於一切，在國家主義的認同之上置有一種更高層次的超越性的文明價值標準，這將攸關中國人真正的尊嚴、社會的穩定和平，是關係這個民族的未來，億萬人的幸福與自由的根本。多難從來不會自然地興邦，端視一個民族能否從災難中汲取教訓與智慧。這場災難後，不僅許多人的生命與財產、健康遭到損失，精神上需要療治的創傷也將深遠。不過，是否會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這一切很快就會歸零，直到下一場災難再次降臨；或是，我們會看到中國人從痛苦中覺醒，對財富、社會、權力的觀念重新認定，高揚起愛的旗幟，迎來一個各種偉大宗教、人文精神的複興與擴展。這一切，都不僅將取決於中國的精英、政治領導人的抉定，也將是取決於每個中國人的歷史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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