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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世界报》专访 艾未未:德国不是一个开放社会

8月8日德国《世界报》刊发对中国艾未未的专访,这是艺术家艾未未第一次解释自己为何放弃德国。他在采访中说:这和难闻的柏林出租车以及德国对中国的逢迎有关。

(图片来自艾未未 Instagram )

采访记者: Hanns-Georg Rodel  请点击原文

世界报:你在柏林已经度过了四年的流亡生活,在柏林艺术大学做客座教授,在普伦茨劳贝格( Prenzlauer Berg )运行一个大型地下工作室。你却宣布说将离开德国,这是为什么?

艾未未:德国并不是一个开放社会,而是一个想要开放,却以自我保护为先的社会。德国文化如强大,不会真正接受其他想法和论点。很少有空间供公开辩论,很少尊重不同的声音。

世界报:比如?

艾未未:我刚刚坐进出租车,司机就说:“出去!”这种事发生了三次。有一次车里香水味很浓。我对气味过敏,就稍微打开了一点窗户,司机让我关上窗,我指出气味问题,然而最终他说:“出去!”我一般不会拼命争论,可是四岁的儿子正在身边,所以我就在下车之后报了警。

世界报:你收到答复了吗?

艾未未:收到了。今天收到反歧视办公室的信,他们表示调查后没有发现歧视问题。出租车公司用“文化差异”来合理化整个过程。这就好比: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把它和西方的“文化差异”作为理据。我和家人喜欢在这里生活,但我仍然要离开柏林。这个国家不需要我,因为它如此地以自我为中心。

世界报:你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很火的文章,是关于香港抗议活动的。你收到德国的(约稿)要求了吗?

艾未未:没呢。想想看,德中关系越来强,德国工业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关进监狱,禁止家人探监,他们刑满之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国并不过问他们遭遇了什么,美国也不过问。所有西方生意人对此都一清二楚,但他们什么也不说。毕竟,谁想失掉巨大的商机呢?我不论断任何人,但我要责备你们,你们假装这些事情不曾发生。

世界报:你出现在最近的一部新片《柏林我爱你》里面。但是你的片段在上映的时候不见了,因为太多人似乎害怕你的名字会损害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只要是关于你的电影,就连柏林国际电影节也明显的自我设限。

艾未未:每个电影节都可以完全自由的选择影片。移民题材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人流》就是关于这一题材,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甚至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就派人去伊拉克待了一个月,用相机记录难民的情形。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难民,包括在中国也是。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父亲——诗人艾青就被放逐到西北的新疆,我差不多在那儿的一个地洞里长大 。我拍了好几部关于难民的片子,包括《人流》。

世界报:上映地点包括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美国特柳赖德(Telluride)、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阿根廷马尔德普拉塔 (Mar del Plata)、乌克兰敖德萨(Odessa)和其他地方。

艾未未:还有电影《尚存者》,关于难民来到欧洲的经历——它也被柏林电影节拒绝了。

一个在柏林参赛的好友当时对我说:“别傻了,电影节对于一部片子想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是不是在中国赢得了金像奖——这是审查机构开出的许可证。”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关心什么呢?”他说:“我想告诉你,40%的好莱坞片子里有中国资金,每个制片人都希望片子在中国上映。这是巨大的市场,这是淘金。所以制片人会删掉审查者不喜欢的任何字句。”

世界报:《尚存者》遭遇了什么?

艾未未:我们把它给了其他电影节,从哥本哈根到多伦多,他们都让它上映了。

世界报:在旧金山电影节,谢丽·海恩斯 (Cheryl Haine)的电影是关于恶魔岛联邦监狱的。

艾未未:给了柏林电影节,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接受从中国当局那儿得到了金像奖的片子。

世界报:记录片《北京之春》呢?你在那也担任了一个角色。

艾未未:这个片子是《人潮》制片人安迪·科恩(Andy Cohen)拍的,我记得主题是中国的第一个民主派艺术家群体——在残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给了柏林电影节,也被拒了。他们今年也不想要另一部纪录片:周勍的《我不记得了》,他也住在柏林,(这片子)是关于文革中的一群学生在红卫兵鼓动下杀戮了他们的老师。

世界报:今年二月有件怪事:张艺谋关于文革的新片《一秒钟》提交了,也被允许参赛,却在首映式之前几天被撤下来了。你知道原因吗?

艾未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是“因为技术问题”,柏林电影节也这么说。我在1978年曾经和张艺谋一起就读一间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也在我们班。张艺谋拿了金像奖,但是参加国外电影节还需要额外许可。不知怎么回事,他好像没有申请特别许可。

世界报:但这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电影已经参加了西方电影节!

艾未未:也许他猜测这部片子参展将不获许可?也许相关官僚不敢签字?也许他怕丢掉工作?也许他不想抱怨中国在西方让一部文革电影上了头条?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文化部门在注视着这一切,他们会向中国国务院汇报,国务院会找到文化部(简直是疯了),最后在某个点,这些都将落在把《一分钟》交给柏林的那个人肩上。

世界报:可是张艺谋知道这些过程!

艾未未:这当然总是一场权力博弈。但在原则上,党并不在乎某人,比如张艺谋,有没有名气。这关系着国家形象。当局拘留了范冰冰长达数月,她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演员之一,名气比张艺谋大100倍。

世界报:她应该纳税。

艾未未:中国没有清晰的税收系统。这是有意的,这样它就不需要公布政府官员收入,它不想这么干,否则就会暴露腐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腐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你想开饭店?你得拿到200个许可证,每一个你都得掏钱买。中国人里有20分之1在政府工作,在美国这个数字是800分之1。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个彻底而系统的腐败体制。

世界报:你在被拘留的时候也被指控逃税。

艾未未:国家从来没有要求我填过报税单——我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儿。我很愿意填写,因为只要你纳税,你就有权利过问规则。可是国家不想让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军队是党的,银行是党的,司法系统也是党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体制“!美国和欧洲都没法与之竞争,因为民主体制不会以万众一心的方式服从领袖而运行。

世界报: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和这样的体制竞争?

艾未未:绝不是关于产品和利润的常规资本主义模式。必须在方程式中加入新的因数,比如人权、劳工权利和环保。过去25年中,中国与西方贸易利润的80%被西方人拿走了,可是留在中国的20%就已经让中国增加了财富和影响力,因为中国有精明的策略。

世界报:我看过你的电影《北京2003》的片段——不是在柏林电影节——你开了150小时的车,驾着相机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艾未未:这部片子是几年北京在奥运大拆大建之前的模样,我们熟悉的那座城市即将消失。但是除我之外无人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

世界报:谁知道呢?也许明年初会有机会,如果和平电影基金会在(柏林)巴比伦影院放映你所有的片子——至少有两打。这场回顾展将从2月19日持续到2月24日,就像柏林电影节一样。凑巧的是,它将是在你用车载相机记录柏林之后的第七年。如果你打开今天的柏林谷歌街道图,你会很难认出其中一些街道。让我们回到电影计划,关于罗兴亚人的那部纪录片呢——他们是穆斯林,被印度教(为主)的缅甸清除?

艾未未:我去过孟加拉国的一个罗兴亚难民营。这将是一部没有文字的片子,只有图片和音乐,差不多完成了,我也会把它给柏林电影节(笑)。

世界报:我还听说另一部纪录片,关于2014年墨西哥大屠杀的,43名学生被警察绑架,被犯罪团伙杀害。

艾未未:罪犯是谁、幕后黑手是谁,这我不感兴趣。我只是想制作一幅素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总是在早上走出家门,在晚上不再回来。这部片子差不多完工了,也会给柏林电影节。别忘了还有第三部电影: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此外过去几周来,我的摄影师正在香港记录民主抗议。

世界报:看来这部片子赶不上下一次柏林电影节了,但你可以作为未完成作品提交。你离开柏林以后想去哪儿?

艾未未:说不好,我不知道会在哪生活,我没有家乡。因为从我一出生中国就拒绝了我。如果一个人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他就不会是难民。我是一个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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