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德国《世界报》刊发对中国艾未未的专访，这是艺术家艾未未第一次解释自己为何放弃德国。他在采访中说：这和难闻的柏林出租车以及德国对中国的逢迎有关。
（图片来自艾未未 Instagram ）
采访记者： Hanns-Georg Rodel 请点击原文
世界报：你在柏林已经度过了四年的流亡生活，在柏林艺术大学做客座教授，在普伦茨劳贝格（ Prenzlauer Berg ）运行一个大型地下工作室。你却宣布说将离开德国，这是为什么？
艾未未：德国并不是一个开放社会，而是一个想要开放，却以自我保护为先的社会。德国文化如强大，不会真正接受其他想法和论点。很少有空间供公开辩论，很少尊重不同的声音。
世界报：比如？
艾未未：我刚刚坐进出租车，司机就说：“出去！”这种事发生了三次。有一次车里香水味很浓。我对气味过敏，就稍微打开了一点窗户，司机让我关上窗，我指出气味问题，然而最终他说：“出去！”我一般不会拼命争论，可是四岁的儿子正在身边，所以我就在下车之后报了警。
世界报：你收到答复了吗？
艾未未：收到了。今天收到反歧视办公室的信，他们表示调查后没有发现歧视问题。出租车公司用“文化差异”来合理化整个过程。这就好比：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把它和西方的“文化差异”作为理据。我和家人喜欢在这里生活，但我仍然要离开柏林。这个国家不需要我，因为它如此地以自我为中心。
世界报：你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很火的文章，是关于香港抗议活动的。你收到德国的（约稿）要求了吗？
艾未未：没呢。想想看，德中关系越来强，德国工业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维权律师关进监狱，禁止家人探监，他们刑满之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国并不过问他们遭遇了什么，美国也不过问。所有西方生意人对此都一清二楚，但他们什么也不说。毕竟，谁想失掉巨大的商机呢？我不论断任何人，但我要责备你们，你们假装这些事情不曾发生。
世界报：你出现在最近的一部新片《柏林我爱你》里面。但是你的片段在上映的时候不见了，因为太多人似乎害怕你的名字会损害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只要是关于你的电影，就连柏林国际电影节也明显的自我设限。
艾未未：每个电影节都可以完全自由的选择影片。移民题材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人流》就是关于这一题材，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甚至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工作室就派人去伊拉克待了一个月，用相机记录难民的情形。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难民，包括在中国也是。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父亲——诗人艾青就被放逐到西北的新疆，我差不多在那儿的一个地洞里长大 。我拍了好几部关于难民的片子，包括《人流》。
世界报：上映地点包括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美国特柳赖德（Telluride）、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阿根廷马尔德普拉塔 （Mar del Plata）、乌克兰敖德萨（Odessa）和其他地方。
艾未未：还有电影《尚存者》，关于难民来到欧洲的经历——它也被柏林电影节拒绝了。
一个在柏林参赛的好友当时对我说：“别傻了，电影节对于一部片子想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是不是在中国赢得了金像奖——这是审查机构开出的许可证。”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关心什么呢？”他说：“我想告诉你，40%的好莱坞片子里有中国资金，每个制片人都希望片子在中国上映。这是巨大的市场，这是淘金。所以制片人会删掉审查者不喜欢的任何字句。”
世界报：《尚存者》遭遇了什么？
艾未未：我们把它给了其他电影节，从哥本哈根到多伦多，他们都让它上映了。
世界报：在旧金山电影节，谢丽·海恩斯 （Cheryl Haine）的电影是关于恶魔岛联邦监狱的。
艾未未：给了柏林电影节，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接受从中国当局那儿得到了金像奖的片子。
世界报：记录片《北京之春》呢？你在那也担任了一个角色。
艾未未：这个片子是《人潮》制片人安迪·科恩（Andy Cohen）拍的，我记得主题是中国的第一个民主派艺术家群体——在残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给了柏林电影节，也被拒了。他们今年也不想要另一部纪录片：周勍的《我不记得了》，他也住在柏林，（这片子）是关于文革中的一群学生在红卫兵鼓动下杀戮了他们的老师。
世界报：今年二月有件怪事：张艺谋关于文革的新片《一秒钟》提交了，也被允许参赛，却在首映式之前几天被撤下来了。你知道原因吗？
艾未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是“因为技术问题”，柏林电影节也这么说。我在1978年曾经和张艺谋一起就读一间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也在我们班。张艺谋拿了金像奖，但是参加国外电影节还需要额外许可。不知怎么回事，他好像没有申请特别许可。
世界报：但这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电影已经参加了西方电影节！
艾未未：也许他猜测这部片子参展将不获许可？也许相关官僚不敢签字？也许他怕丢掉工作？也许他不想抱怨中国在西方让一部文革电影上了头条？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文化部门在注视着这一切，他们会向中国国务院汇报，国务院会找到文化部（简直是疯了），最后在某个点，这些都将落在把《一分钟》交给柏林的那个人肩上。
世界报：可是张艺谋知道这些过程！
艾未未：这当然总是一场权力博弈。但在原则上，党并不在乎某人，比如张艺谋，有没有名气。这关系着国家形象。当局拘留了范冰冰长达数月，她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演员之一，名气比张艺谋大100倍。
世界报：她应该纳税。
艾未未：中国没有清晰的税收系统。这是有意的，这样它就不需要公布政府官员收入，它不想这么干，否则就会暴露腐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腐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你想开饭店？你得拿到200个许可证，每一个你都得掏钱买。中国人里有20分之1在政府工作，在美国这个数字是800分之1。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个彻底而系统的腐败体制。
世界报：你在被拘留的时候也被指控逃税。
艾未未：国家从来没有要求我填过报税单——我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儿。我很愿意填写，因为只要你纳税，你就有权利过问规则。可是国家不想让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军队是党的，银行是党的，司法系统也是党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体制“！美国和欧洲都没法与之竞争，因为民主体制不会以万众一心的方式服从领袖而运行。
世界报：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和这样的体制竞争？
艾未未：绝不是关于产品和利润的常规资本主义模式。必须在方程式中加入新的因数，比如人权、劳工权利和环保。过去25年中，中国与西方贸易利润的80%被西方人拿走了，可是留在中国的20%就已经让中国增加了财富和影响力，因为中国有精明的策略。
世界报：我看过你的电影《北京2003》的片段——不是在柏林电影节——你开了150小时的车，驾着相机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艾未未：这部片子是几年北京在奥运大拆大建之前的模样，我们熟悉的那座城市即将消失。但是除我之外无人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
世界报：谁知道呢？也许明年初会有机会，如果和平电影基金会在（柏林）巴比伦影院放映你所有的片子——至少有两打。这场回顾展将从2月19日持续到2月24日，就像柏林电影节一样。凑巧的是，它将是在你用车载相机记录柏林之后的第七年。如果你打开今天的柏林谷歌街道图，你会很难认出其中一些街道。让我们回到电影计划，关于罗兴亚人的那部纪录片呢——他们是穆斯林，被印度教（为主）的缅甸清除？
艾未未：我去过孟加拉国的一个罗兴亚难民营。这将是一部没有文字的片子，只有图片和音乐，差不多完成了，我也会把它给柏林电影节（笑）。
世界报：我还听说另一部纪录片，关于2014年墨西哥大屠杀的，43名学生被警察绑架，被犯罪团伙杀害。
艾未未：罪犯是谁、幕后黑手是谁，这我不感兴趣。我只是想制作一幅素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总是在早上走出家门，在晚上不再回来。这部片子差不多完工了，也会给柏林电影节。别忘了还有第三部电影：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此外过去几周来，我的摄影师正在香港记录民主抗议。
世界报：看来这部片子赶不上下一次柏林电影节了，但你可以作为未完成作品提交。你离开柏林以后想去哪儿?
艾未未：说不好，我不知道会在哪生活，我没有家乡。因为从我一出生中国就拒绝了我。如果一个人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他就不会是难民。我是一个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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