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北京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朱秀玲:当警察尾随我的女儿闯进家门后

本媒刊发北京朝阳区公民、曾参选人大的独立候选人朱秀玲长文,因拟到北戴河旅游遭当局维稳、警察强行进入朱秀玲家中施暴、在看守所遭非人道对待、被司法部门威胁等经历。揭露维稳、公安、司法部门滥权违法的黑暗现状。


(配图为北京公民维权图片,右二为朱秀玲)

朱秀玲:当警察尾随我的女儿闯进家门后

7月31日,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我是朝阳分局,现在通知你,你和你女儿已经被移送朝阳检察院了。这一两天检察院就会给你打电话。”电话里的人略带外地口音,我第一感觉是骗子电话。

我问:“您贵姓啊?您说的是移送检察院是什么情况啊?”

他说:“我姓高,我在检察院给你打电话。你和你女儿取保候审快一年了,移送检察院了。具体情况检察院会找你的。”

我这才明白不是骗子电话。

一年前的事,我不敢想也不敢跟别人说,但是像梦魇一样天天纠缠着我,我压抑着、假装快乐着。很多人都说我这一年像变了一个人,我知道是害怕、屈辱、痛苦折磨了我近一年。

一年前的8月25日,我和女儿因“妨害公务”被拘留30天后,由朝阳公安局办理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快一年了,却被移送到检察院。

那一天的事,清晰浮现在眼前。

警察刘铮尾随我女儿闯进家门

2018年7月25日早上,女儿出去遛狗了。我听见狗回家的叫声的同时,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传来,接着听见女儿的尖叫声。我正躺在床上看微信,吓得我心脏乱跳,光脚就跑到客厅一看,傻眼了!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警察刘铮在我女儿身后用双手拦腰死死抱着我女儿,女儿一边叫骂着“臭流氓、放开我——”,一边使劲的要掰开搂在胸前的两只手。

女儿的包、衣服、手机散落一地,椅子也倒了。屋里还有一个警察和两个纹身男人,其中一个纹身男人举着执法记录仪。我女儿二十多岁,还没交男朋友,就被警察这样搂着,我气急了,也冲上前去推警察刘铮。可是那几个人立刻拉我、推我,我无法靠近女儿。

我也拼命的喊叫:“刘铮你这个臭流氓!放开我闺女…….”

刘铮松手了,转身过来就掏出手铐给我铐上了。

“你要干什么?凭什么抓我?”我声嘶力竭的喊着。

“少废话,到派出所再说!”刘铮面目狰狞的吼叫。

我还穿着睡觉的衣服,披头散发,光着脚。我要求换衣服他们不让,连鞋也不让我穿,就把我和女儿拖到楼下,我们被强行塞进了警车里。刚才一片慌乱之后,我和女儿想起来没有锁门,我说让孩子去锁门,他们不让。2个警察转身上楼了,他们在我家干了什么,无从得知。我30天回家后,家里已经被老公收拾干净了。

我和女儿被拉到三间房派出所,关进铁笼子里。我的右臂已经麻木了,手铐太紧了,手腕已经破皮了肿了,很疼。我要求松开手铐,要求去医院看伤。下午大约一点多一个男警察和女警察来了,说带我和女儿去医院给我看伤。

警车停到了朝阳公安局办案中心。

(以上经过有警察的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

二、审问

到了办案中心采血、照相、按指纹。这时候我心如刀绞,我是多次被关押过派出所、拘留所的,可是女儿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遭遇,她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我被关进一间候问室,女儿在对面的候问室,有6、7个人。晚上给了两个小馒头,我一口也没吃。大概九点多我被叫了出来,带到地下的审讯室,铐在审讯椅上。
2个男警察审问,其中一个50多岁警察问我:“你知道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了吧!你要老实交代。”

我说不知道。

老警察说:“你为什么买票去北戴河?知不知道这个时期不许到北戴河?”

我说是买票了,这几天北京太热了,我和几个老伙伴约着去凉快几天,我好多年没去过北戴河了。

老警察又说:“每到这个时期,上访的都不许去北戴河这些地方。你买票了就违法了。”

我说:“那么我女儿也不去北戴河,为什么抓她啊?”

老警察说:“你光买票也不会拘留你,你现在是妨害公务了。”

我第一次听说“妨害公务”这个罪名。2015年3月因“五女权案”被2次抓进海淀区的派出所,审问的时候被告知是“扰乱看守所秩序”。后来又和野靖环大姐、郑威大姐、王秀珍大姐、张善根大哥一起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拘留,说我们是“扰乱法院办公秩序”。这次变成“妨害公务”了。

笔录上没有老警察的名字,也没有我如何妨害公务的内容,我说的刘铮那些人闯进我家,搂着我女儿的内容一个字也没有记录。所以,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走出审讯室,一眼就看见女儿在隔壁的审讯室,也是被铐在审讯椅上。我猜想这个老警察可能要审我女儿吧。

看着女儿的样子,我的眼泪刷刷的流下来。

夜里大约十二点了,又来了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我带到审问室,还有骗我去医院的派出所女警察也坐在旁边。年轻警察就问我认罪吗?笔录签字还是不签字?

我问他我犯了什么罪把我带到这来?警察说是阻碍执法,他说我女儿把警察的胳膊挠伤了,这是妨害公务了。我说明明是警察刘铮那些人跟着我女儿闯进家门的,还在我家对我女儿实施暴力的,是那个警察在我家里耍流氓啊!怎么就变成我阻碍执法了?他们一群人到我家来是执什么法啊?

年轻警察还是让我签字按手印。我说我没有罪,拒绝签字按手印。

我在朝阳办案中心候问室坐了一夜,我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我哪里违法犯罪了!以前被抓还是在“公共场所”,这次是在家里啊!而且,我已经知道了一起买票想去北戴河的朝阳区十八里店的李海荣、李德金、郭启增等人,还有东城区的杨凌云、周秀玲大姐也是被警察找了不让去。但是,同样是朝阳区的十八里店派出所的片警李骞帮他们把火车票退了,还开车带他们到河北的另外的海边去玩了几天。他们买票没有罪,我怎么就有罪了呢?

我和我女儿没有违法犯罪,我幻想着天亮了就能放我们回家了。
(审问都有同步录像)

三、看守所被虐待30天

第二天,我和女儿被戴上黑头套,戴上手铐、脚镣,押上警车。看着女儿,我心如刀绞!

警车上有8个人,都送到了朝阳看守所。警察办完交接手续,我和女儿被带到了女监室,靠墙站立一排,报数。女管教喊到名字的走到那个监室,脱掉朝阳办案中心的衣服,光着身子深蹲,转圈。因为我的眼里都是女儿、心里有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所以没听见喊我的名字。就因为我没有听见叫我的名字,女警察就高声叫骂:“你没长耳朵吗?像狗一样听不懂人话吗?”

我被关押在901。在换号服时监室班长给我一条旧内裤(内裤由监室班长保管,在朝阳办案中心就不让穿内裤了)。才知道,朝阳看守所不让穿自己内裤,必须穿别人剩下的内裤。后面来的一个狱友穿了牢头狱霸给的内裤后,阴部红肿瘙痒,就给她换了一条,也不让她就医,给了一点盐让她洗洗。
(野靖环大姐说2002年她被关押在朝阳看守所,那时候还不是这样,这里的虐待越来越严重了。)

监室面积大概有20平方米,靠一侧墙是大约35公分高,1米6宽的铺板。关押了35、6个人。一进门铺板坐着班长,她问我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说警察尾随我女儿硬闯进我家,说我们是阻碍执法。

朝阳看守所竟然给每个人都规定一个“师傅”,每个监室里竟然还有“班组成员”,实际上就是牢头狱霸。我的“师傅”让我站在墙边跟我说这里的规矩。她说了什么我一句没记住,我就在想我女儿在哪个监室?会不会有人欺负她?

我被安排在一个老号(进来时间长的人)旁边坐板,位置在门口,便于警察管教巡筒时看见我。这个老号督促我背诵《监所规则》等好几个规定。

中午吃饭了,我虽然坐板的位置在前面,吃饭却排在后面。我根本就不想吃饭,已经2天没吃饭了,肚子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班长说不许不吃饭,要是这样报告给管教。我只好咬了一口馒头,我在担心女儿吃饭了吗?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晚上,我被排在最后那个铺位睡觉,那里离门最远,丝毫不通风。7月底8月初是北京最热的时候。监室35、6人,满屋子都是汗味。“班组成员”都睡在靠门的前面,一张双人床那么大的铺位睡3、4个人,中间的后面的同样大的铺位,依次是4、5个人、5、6个人。我在最后的铺位,挤了6、7个人。我们这些人只能侧身笔直的躺着,谁的胳膊腿都不能弯曲,身边人的汗水都沾到了别人身上。躺下的人,如果起来上厕所,回来就躺不进去了。过去我听野大姐说过,海淀看守所就是这样的。那时候好像是听故事,轮到自己了,才体会到这是一种酷刑。

我被抓走的时候,老公不在家。我多次请求警察给我老公打电话,都被拒绝了。朋友们都不知道我被抓了,我老公肯定不会给我请律师啊!5天过去了,我失望了!8天过去了,我绝望了!

8月3日上午,管教把我叫出去,万万没想到是律师来了!他说王峭岭、李海荣她们很多人在外面等着呢。我把事情经过和他说了,律师记录了满满一张纸。我问孩子的情况,他说下午会见女儿。

每天早晨上厕所,厕所只一个便池,便池对面高墙上安装一个摄像头,清晰的能看到上厕所时的一举一动,上厕所时要按照“班组成员”、进来先后的顺序,你就是尿裤子也不能先上。白天要举手喊报告上厕所,班长就是牢头狱霸,她同意了才能上厕所。常常是不同意,你就只能憋着。

每天起床之后就只能在床铺上坐着,床铺靠墙座一排,床铺外边坐一排,脸对脸。30几个人紧紧挨着吃饭喝水都在这铺上。座板时是按照先来顺序每排4、5个人,有7、8排。上身不能动,不许回头,必须要两腿并拢或盘腿,只要一条腿往前伸就会被批评,就要被罚擦地。女儿的监室就连在厕所冲凉水澡也不能站起来。两条腿天天这样弯曲的状态,从铺板上只要站起来就会疼痛一会,要扶着墙缓缓的支撑着身子起立或者蹲下,30天后,女儿都不会直立行走了。她才20多岁,上厕所都要扶着墙缓缓的支撑着身子。

按规定,10天内必须会背诵《监所规则》。不识字的都能背会了,可是我就是记不住,我的脑子乱极了。因为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背下来,我被罚了5个值班,中午连着晚上。早晨的学习背不下来,被罚3个中连晚。这30天好像没有怎么睡觉。

一天一天的熬着,20多天了,整日昏昏沉沉,眼前总是警察搂着我女儿的的情景、女儿的挣扎、戴黑头套、脚镣这些画面,还想象着女儿在隔壁监室怎么睡觉、怎么吃饭?

取保候审出来后,我和女儿都故意回避这些话题,我不敢问。过了好几个月,女儿突然说:我们监室是文明监室,有40多人,睡觉都是立板,到现在我的臀部髋部还疼呢。有一次睡着了,可能是我的身体动了一下,突然被一只手死命地抓着肩膀,疼得不得了。第二天一看,肩膀上有抓的淤青。结果,因为睡觉姿势不正确,还被罚值班,中午别人午睡,让我值班。晚上继续连着值班。

第26天中午吃饭前,曾经半夜审问过我的年轻的警察和三间房派出所片警卢安定来提审,年轻警察问了一些和此案无关的问题:你去了香港?台湾?别以为你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还威胁我说:你别蹬鼻子上脸,有的是办法治你。

我拒绝回答。
第28天吃晚饭时,年轻警察和片警又来提审,片警卢安定特意将桌子上执法记录仪对着我说:“你看看你,要不是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现在你也不是在这儿了,十八里店那几个到现在还在秦皇岛玩呢。”

我不明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没有说话。

看我不说话,片警又说:“你看到现在野靖环也不管你。”

我说:“野靖环是我的好朋友,她管我不管我也用不着你说。”其实我心里明白,律师来会见,虽然跟我说了王峭岭、李海荣的名字,但是我知道,野大姐肯定和大家一起帮助我的。

他又说:“不该去的地方别去,当然了依法到法院、检察院的可以。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上面的意思让你认个错。”

我说:“我没错。是你们先闯进我家,当时我看见刘铮那样对我闺女,我就受不了……”

年轻警察就问你签不签?我说不签。

四、“罪行轻微”被取保候审一年

这一次提审,我脑子好像清醒了一些,我恍惚觉得律师会见好像起作用了,野大姐她们肯定在救我了。要不然片警卢安定提野大姐干嘛啊?

2018年8月24日关押看守所30天了,晚上坐板看新闻联播。突然话筒里喊到我的名字,让我拿着衣服出来。我傻呆呆的愣着。班长说:快点吧,这是放你出去了,你还走不走?

从监室出来,站在走廊里,我后面还站着仨个,没有女儿。我对面是女监区的值班室。里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穿着短袖黑T恤便衣)盯着墙上的监控画面。我问他们:“没叫我女儿胡娜吗?”女警察凶狠的说:“你不打算出去了?”男警察说:“是她女儿,叫吧。”这个女警察才对着话筒叫了女儿的名字。

双眼模糊的看见女儿的身影,我已经没有了眼泪,眼泪已经哭干了。孩子脸蜡黄蜡黄的。她排在最后,竟然没看见我。

办理购物卡退卡手续,我爱人分别给我和女儿存了500元,我的卡上还剩下100.2元,可是我买过一卷卫生纸、洗发水、香皂、牙膏,这些东西怎么会花掉400元呢?我女儿还买了黄瓜等一些食品,她的卡上剩下235.6元。

我向办理退卡的警察索要购物清单或票据,他说没有清单,就是这些钱。

到了门外院子里,片警卢安定和另一个警察把我带进看守所一间审讯室,让我在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签字。我和女儿“罪行轻微”被取保候审。

出来后知道,野靖环大姐和王峭岭给朝阳区检察院写了《督促函》敦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履行监督朝阳区公安局正确履行职权,确保无辜公民朱秀玲和女儿不受刑事追究的函。野靖环大姐给公安局王小洪局长写了信。信中写到“十八里店派出所和三间房派出所处理‘买票’问题的不同方法。”此信由市局分别转给三间房派出所和十八里店派出所。

取保候审半年了,我没有对抓捕我的警察及看守所的虐待提起控告,我害怕他们打击报复,也害怕回忆痛苦。可是,他们没有放过我!

2018年12月14日上午10点多,有人敲门。我从猫眼里一看,是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见过面,是我从看守所出来后,把手机等物品送到我家里的警察,我就打开门,我站在门口问“什么事?”

警察说你在网上发东西了,叫我去一趟派出所。我说你给我传唤证拘留证我就跟你走。说话的功夫,两个警察就推开我闯进客厅了。见过面的警察用手铐铐住了我的一只手。说对我口头传唤。我用力挣扎着,两个警察把我的衣服袖子撕掉了。我家里挺暖和,我只穿着单衣。我说外面太冷,我要穿上棉服。这个警察就把手铐打开了,我赶快跑进卧室给野靖环大姐、李海荣打了电话。她们立刻对外公布消息,也不停的拨打110报警电话投诉,也拨打朝阳区公安局督查电话。

两个警察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我的心里紧张极了,害怕再一次被拘留。但是庆幸女儿上班了不在家。我也打110,打督查电话。11点40分,我丈夫回来了,他问警察又是什么事?11:45分,警察接了一个电话,立即起身走了。

这次警察闯进家门、戴手铐、撕坏衣服、口头传唤的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我开始了依法维权。

12月15日向朝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12月16日将民警滥用职权滥用警械的行为投诉到朝阳区检察院;
2019年3月25日向朝阳区法院递交起诉状,至今不予立案。

五、取保候审快一年,却被起诉检察院
2019年8月1日惴惴不安中,接到了朝阳检察院的电话。一个女生态度可亲、声音甜美,她说:“您的案子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了,在我们这重新办理取保,案子到了我们这里我要告知您的义务和权利啊,我也考虑到你们的情况,按照规定要随叫随到,具体咱们都好商量,这个案子不严重、事儿不大。”这是韩助理检察官的电话。她还告诉我检察官的名字是张亚男(女)。

我的心平静了一些,检察官敢说名字,这个和警察不一样。我的案子在公安被审问了4次,我问他们的名字,都不说。这些警察不敢说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违法犯罪。

8月2日,我和女儿到朝阳区检察院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朱秀玲
2019年8月14日

B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Was wir berichten, spiegelt nicht die Meinung einer Regierung wider.

What we report does not reflect the opinion of any government.

我們的報道内容不代表任何政府官方立場。

Berliner Bericht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