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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義:大造反派黨言川–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40周年

河南出了個黨言川。不是出了個毛澤東,是黨言川,文革時代名震中原的大造反派。他的造反,在40年後的若幹精英人士看來,不僅極其愚昧,而且毫無價值。但是,在當時人們的感受中,那是17年漫漫長夜中升騰而起的一顆啟明星!黨言川和他的同代人,雖然沒有高級的民主理論,但他們心腑中煎滾著的對黑暗的憎惡和對自由的渴望,似乎比今人強烈得多。

現在是2006年7月中旬。如果令時光倒轉40年,再有一個多月,黨言川的星辰就會迅速升起,撕裂黑暗,給被壓迫被淩辱者帶來勇氣。

1966年夏,正當北京深陷入權貴“紅衛兵”所制造的紅色恐怖之際,河南省卻冒出一個震動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組織——“鄭大聯委”。它的靈魂人物,正是那個即將成為標志性人物的鄭州大學中文系學生黨言川。黨言川以其對農民的深刻同情和對壓迫者的無比憤恨,影響了“鄭大聯委”的政治立場。據歷史記載,“鄭大聯委”是8月21日成立的。第13天,即9月3日,這個初生的羽毛未豐的造反派組織就發出一份《火急呼籲書》,其勢若野火,迅即燃遍中原大地。
呼籲書寫道:“多少年來,河南省搞得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整整40年過去,今人已很難體味那種石破天驚的震撼。雖然呼籲書使用的仍然是毛式概念和語言,但眾多戰戰兢兢苟活于專政歲月的人們,很快就看出了那逼人的劍氣——這是沖著共產黨、毛澤東去了!在共產黨治下,河南人民頭上壓著“兩座大山”!1958年(高舉三面紅旗高歌猛進的火紅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事件”–反了!反了!真真反了!

心有靈犀一點通。河南人稍加思索,就明晰那“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正是“信陽事件”等慘絕人寰的大規模餓死人慘劇。那一時代,中共無法指稱那些遍及全國的大饑饉,只好以中性詞彙“事件”來搪塞,如“信陽事件”、“環江事件”、“遵義事件”等等。至今我們仍然難以理解黨言川及其戰友們的蓋世勇猛:他們剛剛鍛造出長劍,第一次拔劍出鞘就直逼對手之命門!下罷戰表,翌日(9 月4日)便成立“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抓捕前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大饑荒制造者吳芝圃。再一日,9月5日,“鄭大聯委”這個年輕的造反派組織聯絡召集了“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但歷史如此記錄:“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一百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五萬多人參加了大會。”造反的長劍一旦出鞘,就再也沒有插回去:在這個會上,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毫不含糊地開始追究餓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陽事件”。

6天之後,9月11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全省各界炮打省委大會。吳芝圃沒有抓回來,就把現任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推上台,挂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有當時在場者紀登奎等官員不滿,當場質問大會主席:你們說趙文甫是歷史反革命,有什麼根據?–在這,在造反派和中共官員之間發生了一點有趣的名實錯位:在中共官話辭典,“歷史反革命”特指內戰時期的政治反對派。省委副書記趙某至多是犯錯誤的共產黨幹部,稱“黑幫”可也,如何成了死敵國民黨?但紀登奎先生沒有站在造反派方面想一想:大饑荒已然過去6、7年,稱之為歷史也不為過。關鍵在“反革命”三字:參與大量餓死黎民百姓,不是反革命還是革命?邏輯大約是這樣的:既然“反革命”是“最壞的”,你們這伙視百姓為芻狗的共幹難道不是“反革命”!

40年後,當我們試圖復原歷史圖景時深感疑惑:在當年共產黨之鐵打江山,小小黨言川如何能一呼百應,在短短數日內組織起兩次聲勢浩大的全省性集會,聲討前任省委書記,批鬥現任省委副書記?首要的條件,當然是毛澤東對造反的首肯。在此之前,或非議一位基層共幹,或張貼一張巴掌大的小字報,皆為逆反,入十惡不赦之罪。1966年,毛為了整肅政敵,不得不與人民臨時結盟,于是造反不僅被允許,並且成了“繼續革命”之“首創精神”了。說文革肇始于毛澤東的煽動,這句話十分正確,過分正確,不僅寫入官方決議、宣傳綱要,並成為全社會之共識。據說,在“現代迷信”的蠱惑下,中國人整個是瘋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須加上一個限制詞,叫“奉旨”造反。什麼造反派,不就是毛澤東的一群走狗嗎!但請看一看河南,看一看黨言川!毛似乎並沒有邀請他們來反對他的“三面紅旗”, 但黨言川們義旗一舉,便兵鋒直指老毛的痛處。

1966年夏,河南人在省城一次又一次盛大集會,看上去紅旗如海,然而其背後所湧動的,並非領袖崇拜的瘋癲,而是大饑饉幸存者岩漿般的仇憤。今天,那些被活活餓死的罹難者對我們而言不過是一些沒有體溫的數字。40年前不是這樣。對40年前的河南人來說,他們屍骸未腐,墳土猶新,尚為新鬼,那數以百萬計的幽靈還在人間徘徊。

在1966年盛夏那種譎詭的風向不定的時刻,黨言川抓住“造反有理”的聖旨,趁機造反了!

不管是誰,只要代表了被壓迫被欺淩者的情感和意志,就會成為歷史的中心。振臂一呼間,一個岌岌無名的小人物就成了為民請命的英雄。

在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公開扯旗造反之前,1966年8月,河南出現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文本。(有論者堅稱:文革不過是比賽革命的革命。哪有什麼造反、人民文革?口說無憑,請拿出文本來,讓文本說話!)

其一,鄭州大學貼出一份轟動性大字報,題目是“千刀萬剮吳芝圃”。鄭州是轉抄,原作是光山縣一位青年學生。題目十分暴力血腥,今天的先生淑女們大約會皺起眉頭,說吳芝圃也有他的人權,“千刀萬剮”總是不合適的。這當然很政治正確,但吳芝圃當年卻是把他治下的黎民百姓“千刀萬剮”了。再說了,吳芝圃那樣的高官,也是草民百姓們夠得著的嗎?從下文將會看到,下了台的吳芝圃都有軍隊保護。–讓我們回到文本–大字報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制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

(引文,異體字)自1959年重陽節吃最後一口米飯(指基本斷糧——鄭注)至60年春,光山縣4、50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最嚴重的時侯,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屍體,妻離子散、全家自殺、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墨無法描述!要知道58、59兩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59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徵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談得上口糧!……(引文完)

我希望能夠找到這份大字報的全文。它應該進入將來建立的文革博物館。

我為什麼說吳芝圃先生當年把黎民百姓“千刀萬剮”了呢?我為何如此怒不可遏地使用暴力語言呢?因為吳芝圃先生和他的同僚們曾盡情揮灑暴力,把共產暴力傳統發揮到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其冷血,其創造力,皆可謂登峰造極。今人已不明白何以能大規模餓死人了。沒吃的了還不會逃荒嗎?往哪逃呢?古代餓死人,是災區面積過大,等斷糧後再逃荒就走不出去了。本朝卻是在每一路口、車站、碼頭遍布軍警民兵,不准逃荒,不准給“三面紅旗”和地方官抹黑。光山縣大字報上出現了“打死”二字,未加解釋。當時的人們都知道,那是因為逼糧。今人知道不知道,那就難說了。不知不為恥,時代不一樣了。就怕遇上那號智商低下者,上來就罵餓死活該,誰讓你們“畝產萬斤”呢!–餓死的不是“放衛星”的,誰是誰還沒搞清呢!“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老毛愛大躍進,各級黨官就大放“高產衛星”。牛皮吹大了,糧食卻交不出去,就從農民嘴摳。村隊幹部也怕餓死,就和百姓勾結,“瞞產私分”。“父母官”們的辦法就是一個字:“打”,毒打,往死打!最後把飼料糧、口糧、甚至種子糧盡行掠去,再派出軍警民兵防堵逃荒。(甘肅曾發布過這樣一條“死命令”:“不准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一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一律格殺勿論!”)那一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只有281億斤,吳芝圃們竟高估(並高報)為702億斤。這顆“衛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獄了!兩個數字往那兒一擺,成批餓死人的慘劇已勢難挽回。作家白樺是河南人氏,後來回老家息縣一帶作了些初步調查:息縣639個村莊死絕。鄰近的固始縣,400個村莊死絕。

文本之二,是被當作罪證公諸于世的黨言川的一封私人信件。1962 年,黨言川給新鄉師院的同學寫了這封信,4年後,新鄉師院文革工作組組長丁某竟然奇跡般地得到了這封信的原本。我們不能不向“組織”的階級嗅覺脫帽致敬!以今天的某些“思想徹底”的朋友們的眼光來看,這封信深受黨文化浸染,實在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無關。但歷史記住了這個文本。

(引文,異體字)……你在第一封信中談到你的學習心得和你對農村58—59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其次在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敵人的蓄意破壞有關。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不過總路線這一面旗幟,還可以更多的舉起來,其它兩面旗幟如果換換招牌,或者不經過相當的努力,反復的宣傳,要舉起來難極了。(引文完)

白紙黑字!

鄭大聯委的《火急呼籲書》、轉抄的《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以及1962年私人信件,成了黨言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三面紅旗”之“鐵證”。 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在前文所述的9月5日“炮打省委”大會上表態說“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持支持你們!”而扭轉身來,在次日的省委常委會上則進行了相反的部署:對“鄭大聯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

共產黨省委的態度,就是“保皇派”的態度。文敏生先生對黨言川和“鄭大聯委”定性之後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鄭大校文革領導小組和“鄭大紅衛兵”也發出了一個緊急文告:《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從這個題目看不出什麼名堂,正如今人所嘲諷:什麼造反派保皇派呀,不都是破四舊、打砸搶、開批鬥會嗎!但細讀內文,味道就品出來了:“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1958年以來,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鬥倒鬥垮!黎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
一頭是造反派,要抵制“三面紅旗”,一頭是保皇派,要捍衛“三面紅旗”。一頭要揭發毛共置人民于死地的極惡大罪,一頭要把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官員“統統地鬥倒鬥垮”。至于“黎庭掃穴、斬草除根”等文字,已是隱含殺機了。
保皇派們發動了對黨言川的革命大批判。從下列兩則引文,可窺一斑而知全豹:

(引文,異體字)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河南,一個三面紅旗光輝照耀下的河南,一個居住五千萬革命群眾的河南,竟被他們罵成這個樣子!……他們還公然煽動要大鬧河南省委,要鬧個天翻地覆,鬧得越亂越好,請同志們用毛澤東思想來鑒別一下,這到底是哪家的聲音?(引文完)

(引文,異體字)我們認為這封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毒箭。黨言川在這封信不但惡毒地攻擊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否定了1958年以來我國人民在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有人說,這封信是黨言川在1962年寫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諒。我們說,正因為是1962年寫的,18歲的黨言川就有著如此系統,如此反動的觀點,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引文完)

保皇派們抓牢了黨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戰友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毛主席”之“鐵證”,發起猛烈攻擊。據記載,聲討黨言川的傳單發至全省乃至外省,連相隔數千之遙的廣西桂林也召開萬人大會“聲討黨言川一夥的罪行”。他們的皮膚極端敏感,早已遍體生寒:黨言川劍氣所及,何止一位河南吳芝圃?吳芝圃背後,不正是三面紅旗的偉大旗手毛澤東嗎?這一點,無論造反派們當年是否有所意識,在政治效果上是差別不大的。有誰不清楚毛是始作俑者呢?沒有,除了吃奶的娃娃。

在當時那個思想整肅極其嚴酷的時代,為了自保,造反派們只好違心地作出部分退卻。“鄭大聯委”趕緊發出《關于九月三日〈火急呼籲書〉的聲明》(9月25日),承認《火急呼籲書》中某些言詞偏激,提法不當,聲言“我們虛心接受批評”。辯解“我們發出呼籲書的目的,是為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為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為,起草的這個《火急呼籲書》大方向是正確的。”最後,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賭咒發誓:“不徹底改變河南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本來骨子是要乘機清算暴政,這一下子把自己裝扮成改天換地的青年愚公!照理說這種障眼法極其幼稚,還比不上從大禮帽往出掏鴿子。但事情就是如此奇妙,黨言川和“鄭大聯委”就是贏得了河南民眾的強烈支持。是真不明白黨言川們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嗎?心照不宣矣!嘴上說了兩句軟話,但鬥爭“大方向”是絲毫不動搖的。67年元月,“鄭大聯委”串聯各大專院校,組織起“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面深入大饑荒發生地掌握原始材料,同時再次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極左路線”造成大饑謹的滔天罪行,始終把矛頭指向“極左路線”在河南的代表人物,深得人心。正因此,造反派的隊伍迅速壯大,從少數派變成了多數派,並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軸。

毛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據我研究,確是為了奪回“旁落”之大權。(麥克法誇爾在他的著名著作《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有相當有說服力的論述。)某些研究者認為毛也有革命理想的成分。也許不便徹底否定,但我敢說那成分是極其稀薄的,有如萬米高空的大氣。1966年,毛在和他的老搭檔們攤牌之前,曾暗中調動軍隊,完全控制了北京及其外圍的局勢。這一點,我們不懂,但峰層的權勢人物懂。延安“整風”時他們就領教過一次了。當毛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特別是進入“打倒”和“奪權”高潮之後,毛和全黨官員的矛盾日益公開化、白熱化。強烈的抵制從中南海懷仁堂開始,一群老將軍拍了桌子,葉劍英拍斷了指骨。雖然他們沒有控制京畿地區軍隊,但有十足的把握掌握全國軍隊。記得是第二天,葉劍英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下了一封信件,扭轉了毛的文革路線,史稱“二月逆流”。葉劍英們對軍隊的情緒估計得很准:幾乎是一瞬之間,各地軍隊都開始嚴厲鎮壓。運動又回到文革之初劉鄧工作組專政時期:不是批鬥走資派,而是鎮壓反革命了。

河南風雲突變。

省軍區介入運動,打擊造反派“鄭大聯委”、“二七公社”,扶持 “十大總部” (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總”(從造反派中分裂)。河南當地叫“二月黑風”。“鄭大聯委”被軍區宣布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黨言川鋃鐺入獄。
軍隊動手“鎮反”我是略有見識的。那是在成都,軍頭一句話,馬上就是軍隊全副武裝出動,全省抓人。軍區用飛機撒傳單,硬是把造反派大本營四川大學撒成一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讓,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也是用飛機空投的。這就是河南民諺“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之由來。當然,官軍想鎮壓的不只是一個黨言川。大批造反派領袖、骨幹甚至普通成員被捕入獄。沒有進監獄的,也要“投案自首”、公開批鬥。如同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一樣,河南造反派也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倒在地。造反派搜集整理的大饑荒材料被抄走,從廣東揪回來的罪魁吳芝圃也被官軍保護起來。那位剛剛被造反派批得“靠邊站”的趙文甫省委副書記,按奈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給軍區政委何運洪寫信,說軍隊的鎮壓“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大破了資產階級控制,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幹到底!”

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軍隊把“四大”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把文革變成了“鎮反”。(有人對文革時期的“四大”甚為不屑,認為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對這種高論,我是竭誠擁護的。但是,無論在1966還是2006的中國,在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社會,能說一句話,總比勒住喉嚨要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總比“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要好。)官軍祭起了他們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個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這種“大翻個兒”確實把人翻糊塗了,40年後的今天,不是還沒翻明白嗎?鄧共恨造反派,說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們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汙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結束後,官方宣傳機構進而以“造反派”來稱呼所有群眾組織。如此一來,保守派的那些諸如北京“紅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殺、大遣返,那些諸如大興屠殺、道縣屠殺、賓陽屠殺、武宣吃人、廣西屠殺等等臭不可聞的屎盆子,就悉數扣到造反派頭上。

讓我們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軍區鐵腕鎮壓造反派,“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還不能徹底壓趴下,就組織武鬥,制造了一系列攻打、圍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後來,在清理“三種人”(實際上是一種人:造反派)的“揭批查”運動中,造反派遭到更加嚴酷的清算。凡是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到公務員、炊事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幫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後來的一位省委書記李慶偉先生公然宣稱:“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幹部動一指頭的,也算打砸搶。”(一丁:《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時間長達十多年。僅“揭批查”運動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肅二七公社派的群眾和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10萬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擊判刑”2400人,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不計其數。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勞教37人,隨意關押一兩年再釋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約占半數以上,使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委常委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為什麼會這樣?

–保守派和受到過民眾沖擊的“走資派”上了台。

河南民諺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監。”

負責“揭批查”運動的河南省中共紀委書記趙文甫、付書記李蔚,原來就是保守派的領軍人物,現在由他們來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點篇幅來介紹這兩位人物。

趙文甫何許人也?河南文革第二號“走資派”。今人一見“走資派”三字,就以為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一“派”、務實派、開明派。風馬牛不相及也!那不過是一面枷,一頂帽子,想整誰就給誰戴上。趙文甫同志不是黨內開明派,而是貨真價實的毛派。有三樁事,河南人永輩子忘不了他。

第一樁,叫“反右翻番”: 1958年春,全國反右運動已基本結束。趙文甫下去巡視,認為不夠徹底,要“補課”。這一下不要緊,全省右派總數翻了一番。第二樁叫“打小潘復生”:潘復生是大躍進時期的省委第一書記,對農民還算不錯。廬山會議之後,被第二書記吳芝圃和這位趙文甫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農民的評價是:“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個“苦”有多大呢?大約餓死400萬—500萬人。本來不至于餓死這麼多人,架不住趙文甫追隨吳芝圃在全省到處“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把20萬體恤下情的黨員、幹部打成“小潘復生”,為更大規模的逼糧餓死人掃清了道路。因此,趙文甫不僅僅是反右、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的狂熱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傾運動的主將。河南大饑荒有他一份罄竹難書的特大功勞。還有一樁叫“骨灰投機”,比較有趣,算得上一個有頭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劉少奇慘死于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軍。軍隊換防時,一軍領導將劉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劉建勳交代省委付秘書長霍雲橋放省委機要室保存。文革後期,此事被趙文甫得知,大喜過望:“好哇,劉建勳竟敢包庇黨內最大走資派﹗憑這個鐵證,非跟他算帳不可。”趙准備將劉建勳置于死地,以獵人的耐心等待最佳時機。不料局勢丕變,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劉平反,王光美來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時,劉建勳成了毛線上的人,下台了。趙文甫搖身一變,親自將骨灰盒交給王光美,並陪同進京,參加追悼會,電視、報紙上撈足了政治資本。還說自己是“戴著走資派的帽子,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劉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俊峰給了他一個相當客觀的評價:“趙文甫平時不幹工作,專門在來運動時整人,這是河南廣大幹部都知道的。”–這樣一個雙手沾滿河南人民鮮血的凶手、政客,黨言川和河南百姓起來反了一下,反錯了?反不得嗎?

另外一個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紀委付書記、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內部的保皇派骨幹一直高升為全省保皇派聯合體“十大總部”第一號領袖。他在文革期間不過是一個處長級別的省委秘書,但在圍剿造反派,策劃組織指揮大型武鬥方面,有著特殊的能量和貢獻。今人一說起文革武鬥,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鄧共太仇恨造反派了,真可謂情深似海!造反派不僅遭到殘酷報復,在輿論一律的中國,還成了一切罪惡的淵藪。真實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戰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鬥,其策劃組織者並非造反派,而是有著槍杆子當靠山的保守派。
當時解決各省文革沖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談判。河南軍頭何運洪知道不佔天時地利人和,壓根兒就不打算赴京談判。他要在他的三畝七分地把造反派先解決掉,造成既成事實。他一邊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協商赴京談判名單,一邊給他的頂頭上司武漢軍區陳再道、鍾漢華打報告,稱:“關于召集各方到北京談判問題,我們擬采取限制鄭大聯委等組織一方代表名額的辦法,把談判的時間拖下去。……目前鄭州形勢正在急劇地向好的方面發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談判時間越向後拖,對鄭大聯委越不利。他們必將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體。”接下來,3月6日,軍方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揭開了“鎮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組織”了,還有什麼可談呢?何運洪先生就親自往北京打電話了:“……河南的兩派只剩了一派,我們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談判了。” 但造反派並沒有被徹底壓垮,軍方就開始策劃武鬥,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滅。有資料證明,一些重大武鬥事件,“突發”之前,軍區頭頭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當時中樞的命令,軍隊必須制止武鬥,不能袖手旁觀。軍方自有錦囊妙計–陳再道、鍾漢華指示何運洪:武鬥開始不要去部隊,只去一些人或宣傳車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隊。何運洪欣然執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殺得差不多了,軍隊才去做做樣子。

河南武鬥,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軍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頭上,因為保守派掌了權。天道好還,文革結束後,河南發現了一份策劃一系列大型武鬥的原始會議記錄,被戲稱為“出土文物”。 北京幾家報社的記者把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紀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出土文物”真實再現了當年(1967年)策劃武鬥的詳細過程。憑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這樣鎮壓造反民眾的武鬥策劃指揮者,像趙文甫這樣惡貫滿盈的毛派余孽,都掌握了鎮壓之權,在對造反派的大報復中,再次用無辜者的血去染紅他們的頂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澤東在停于鄭州的專列上接見了劉建勳、紀登奎,問:“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嗎?支持的是對的嘛!黨言川怎樣?”

劉建勳回答說:“他是省革委委員(應為常委——原引者注),表現不太好,我們批評幫助他,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檢討。”據說這個檢討是黨言川參加省委常委時寫的,內容是“端正”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作為中共高級官員,劉完全明晰毛問“黨言川怎樣”的弦外之音。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猛烈攻擊“三面紅旗”,大揭人造大饑荒,其矛頭,最終是指向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在需要煽起民憤以對付政敵之際,毛和劉建勳們可以暫不幹涉,網開一面。當毛的戰略目標達成之後,他們找後帳來了。當時被“結合”進各級權力機構的造反派,經由架空、削權,最後交給在文革中被過程性打倒的公幹趙文甫們和死保共產專政的保守派李蔚們去全權處置了。

河南多數幹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懷仁堂老帥們鬥法勝利之後,那是在峰層一邊倒支持造反派之後所作的政治選擇。毛逝世後,他們也遭到嚴厲整肅。不管他們如何喊冤,說他們是好人,趙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壞人,幾屆省委過去,一概無人過問。因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鄧小平同志支持河南這樣作的”。–這就對了。

前述劉少奇骨灰是由一軍所秘密存放。一軍的頭頭是誰?何運洪。何運洪不是把揭露大饑荒的黨言川們往死整嗎?為何又甘冒風險保存同樣是揭露大饑荒的劉少奇的骨灰?何運洪神精錯亂了嗎?

鄧小平同樣是反對大躍進的“務實派”領袖人物,黨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饑荒,(據今人理解)應該是一家人才對。為何他反而支持掩蓋大饑荒的保守派,必欲置黨言川們于死地而後快呢?鄧小平神精錯亂了嗎?

–他們誰都沒神精錯亂,是我們這些書生氣十足的人神精有點錯亂了。從根本上,何運洪、鄧小平們都是毛派,都是一黨專制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他們和毛的矛盾,是共產黨的內務、家事。他們所抵制的,不是共產黨對人民的專政,而僅僅是毛翻臉無情的權爭。至于奴役和鎮壓人民,他們和毛並無本質差別。所以之前才會有劉少奇的暴力土改,鄧小平的反右,劉鄧的文革工作組;所以其後才會有鄧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殺。他們看到骨髓頭去了:文革造反派,無論舉什麼旗,唱什麼歌,骨子所反對的都是他們的命根子–共產黨專制。

自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和整肅,已悉數被否定。地、富、反、壞、右、資、黑等等等等,都已經獲得昭雪平反。至今還壓在五指山下的,獨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資派平反前後歷時3年;右派平反最快的5年,至遲不過20余年;地富歷史反革命時間較為漫長,最長者也不過30來年;文革造反派,從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經整整37年了!他們委實把共產黨打疼了!

鄧小平們要給子民們留下千年之規:永遠不准反抗!永遠!

所以他說,必須徹底否定文革!

他所謂“徹底”二字,對准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並不想反其道而行之,對文革造反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寫道:“利用皇帝反貪官,即利用現成的道統與法統反抗暴政,具有極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鎮壓,容易形成聲勢浩大的規模,但無法擺脫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禁錮。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謊言已經成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據。奉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編織得十分嚴密的極權主義謊言之網。如果是不自覺地利用,就會束縛我們的思想,以謊言為真實,反而‘弄假成真’,加強了謊言的欺騙性;即便是自覺地利用,也會使我們‘作繭自縛’,在歷史機遇真正到來之際難以超越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訴求。”(鄭義:《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黨言川。

他和他的戰友們不僅趁機造反,還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個極度黑暗的歲月,他義無反顧地為數以百萬計慘死于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復仇,劍峰直指暴君。僅此一舉,便應永垂史冊!

黨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後便墜入暗夜,永遠熄滅。人們只知道他後來蹲過大牢,出獄後去向不明,莫知所終。他還活著嗎?活下來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當年的小報上,我找到十餘字肖像:中等個子,戴眼鏡,蓬松的頭髮,是長髮。就這些了。一副書生氣。人云:“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嗎,黨言川造反的歷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漿般的仇恨與狂飆式的反抗,使鄧小平登基之後不得不執行造反運動之遺囑,大赦天下,改革開放。惜乎“成王敗寇”,應該是沒有多少話可說的了。他們出鞘的長劍被折斷了。黨言川們千錯万錯,比起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君子,至少是義無反顧地試過一把了!

在中國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譜上,黨言川應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經統治者洗腦的人們,將會承認他的英勇反抗。兩千年前,司馬遷就曾經給失敗的造反派作傳,並極度尊崇地將其列入帝王“世家”。被壓迫被淩辱者的反抗總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還存在不義,再過兩千年也不會改變。不承認呢?不承認就不承認。那陣兒的人,活得沒有今人精細。扯旗造反之際,有誰想過歷史地位、成敗得失嗎?沒有。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反就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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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er Bericht | 2020